乡村振兴的三个重点:特色产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2月25日,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它的前身是国务院扶贫开发指导小组办公室。从机构称号的变化中,能够看出三农工作的重心,曾经从扶贫变成了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


实践上在这之前,曾经有不少信号显现,今年开端将鼎力推进乡村振兴工作。2020年年末召开的中央乡村工作会议,明白指出脱贫攻坚获得成功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今年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乡村现代化的意见》,也聚焦于乡村振兴。仔细的读者以至能够发如今今年的央视春晚上,乡村振兴也屡次被提到,这显然具有很多政策信号。

2020年新冠来袭,中国率先控制住了疫情,也是主要经济体中独一完成正增长的。经济增长的亮眼表现,也为中国全面脱贫提供了保证。依据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开展统计公报》,2020年共有551万乡村贫穷人口脱贫。截至2020年年末,中国乡村贫穷人口全面完成脱贫,贫穷县全部摘帽,绝对贫穷历史性消弭。

在脱贫工作如期完成后,减少城乡开展差距,就成为当前阶段所需求处理的问题

目前来看,中国的城乡二元构造,表现在很多方面,比拟突出的有以下两点:


第一,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仍然较大

按常住地分,2020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均匀为43884元、中位数为40378元,乡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均匀为17131元、中位数为15204元。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均值的比值为2.56,中位数的比值为2.66,可见虽然近年乡村居民的收入增长较快,但和城镇居民相比,还有十分大的差距。


乡村发展


第二,城乡之间的根本公共效劳差距在扩展

城镇和乡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不同,决议了这两个群体的消费才能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分就需求经过根本公共效劳,来减少乡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之间的实践消费差距。这也是为什么政策不断在强调要稳步进步城乡根本公共效劳均等化的缘由。


但实践状况却是,城乡之间的根本公共效劳差距,并没有随着经济开展和政策引导而减少,相反还是在扩展的。以医疗卫生为例,2003年到2018年,城市每万人具有卫生技术人员数,从乡村的2.13倍进步到2.37倍。教育方面同样如此,乡村小学和全国小学的生均教育经费之比在2013年抵达98.4%的高点后,开端持续下滑,这阐明财政资金在乡村和城市的小学教育投入呈现了分化,对乡村地域的支持力度弱于城市。

2019年中国总人口为14.0亿人,按常住地划分,乡村人口为5.5亿。假如按户籍所在地来划分,乡村人口则有7.8亿。无论是哪个口径,乡村人口范围都是宏大的。因而搞好乡村振兴工作,既是满足人民大众对美妙生活向往的必然请求,也是释放内需的着力点。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公共效劳差距大,意味着盘绕促进乡村居民消费,有很多能够发力的地方。


乡村产业


笔者以为推进乡村振兴的各项工作,需求以尊重经济规律为前提。城乡之间的开展差距大,某种意义上能够以为,这是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城市的根本公共效劳好、就业的时机多,人口会向城市迁移。城市的产业链上下游更配套,也更容易发挥范围优势,资本也会向城市集中。劳动力和资本作为最重要的两种消费要素,它们向城市集聚后,会让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展,进而又吸收更多的人口和资本流向城市。

国际经历也显现,“集聚性”是世界经济开展的主流。人均GDP更高的国家,人口集聚效应常常也更强。比方美国、日本和韩国人口超越100万的城市群总人口占国内人口比例,分别为46%、65%和50%,都位居世界前列。美国50%的GDP是由少数的人口和产业集聚区域所发明的,占日本疆土面积不到3.5%的东京都市圈奉献了日本1/3的GDP。


后续在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时需要尊重资源集聚的客观事实

因而,如何在消费要素向城市趋向性集中的状况下,搞好乡村振兴,是一个十分理想的问题。笔者以为两者并不抵触,后续在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时,也会尊重资源集聚的客观事实。主要缘由有以下两点:

一是2013年之后,中国的区域政策愈加尊重客观规律,在推进乡村振兴时估计也会持续这一肉体。2013年之前中国推行的是旧式区域开展战略,希望经过西部大开发、东北复兴和中部崛起等战略,完成区域平衡开展。但政策效果并不显著,相反还带来了鼓励机制扭曲和资源错配的问题。


乡村建设


十八大之后,中国逐渐调整了区域政策。不再过度运用行政手腕来促成四大区域间的平衡开展,而是重新审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鼓舞各类消费要素活动和进步配置效率。先撬动以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为中心的中国经济增长极,再经过经济带之间的传导和协同,让各大城市群在市场力气带动下共同开展。

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开展差距,是中国经济不均衡的两大详细表现。假如说区域政策可以调整,以更好匹配资源和要素的活动,那么我们也有理由置信,在推进乡村振兴以减少城乡差距时,同样会尊重这样的经济规律。

二是从今年中央的一号文件来看,财政政策可能不是乡村振兴的政策重心。政府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干预经济,特别是违犯经济规律的干预时,通常喜欢经过财政政策来扭曲资源配置。比方2013年之前的区域政策,中心就是想经过基于转移支付的财政布置,同倾斜于落后地域的优惠政策一道,促成区域平衡开展。

而今年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乡村现代化的意见》中,只提到“财政”这两个字一次,即“发挥财政投入引领作用,支持以市场化方式设立乡村振兴基金”。在详细的部署上,触及到财政政策的也较少。由于财政政策可能不是乡村振兴的重点手腕,据此能够判别,在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时,大方向上违犯市场化规律的可能性较小。

那推进乡村振兴,有哪些工作需求重点,或者说需求优先做呢?笔者以为有以下三点:

第一,各地应该分离实践状况,开展特征产业。全面脱贫之后,焦点应该在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开展上,而不是一次性资金或者资源的支持。乡村地域也只要把产业做起来了,才干真的完成复兴。因而,开展特征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今年中央的一号文件,也有较多篇幅是关于开展特征产业的。各级政府能够此为根底,分离当地乡村的实践状况,肯定好优先开展的特征产业。

第二,加快乡村地域的根底设备建立。“要想富,先修路”,这句朗朗上口的口号,彰显了根底设备对乡村经济的重要性。受益于“村村通”工程,目前乡村地域已根本掩盖硬化道路,但在根底设备上,还有很多需求完善的中央,比方自来水、通讯和能源等。今年中央的一号文件,11次提到“根底设备”,因而能够估计后续可能会看到推进乡村基建的一系列动作。

第三,进步乡村地域的根本公共效劳程度。除经过特征产业增加乡村居民的收入外,进步他们能够享用的根本公共效劳程度同样十分关键,特别是教育、医疗和养老这些属于根本民生支出的公共效劳。由于这些根本公共效劳是普通家庭的大额支出,乡村地域的根本公共效劳供应增加后,在减少乡村居民用于相关方面支出的同时,还会降低他们的预防式储蓄需求,这两个渠道都会进步乡村居民当前的消费才能。2020年中央屡次提到要恰当增加公共消费,可恰当向乡村倾斜。


乡村产业发展


总结一下,目前脱贫工作已全面完成,乡村振兴将成为下一阶段三农工作的重点,这也是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和根本公共效劳差距的必然请求。但推进乡村振兴,需求以尊重劳动力和资本向城市集聚的经济规律为前提。将来推进乡村振兴,应优先分离实践状况开展特征产业、加快乡村根底设备建立和进步乡村地域根本公共效劳程度。
(资讯政策责编:陈峰 )
2021年10月13日 15:19[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