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亿多中国人中，有着近10亿农民，农村成为了中国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农村、农业问题关系“幸福百姓”获得感的提升，关涉“美丽乡村”愿景的实现，关乎“乡土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但随着社会变革的急剧转型，广大农村地区开始出现垃圾围城、不良风气盛行、空心村、三留守等等的“乡村病”，让“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美好记忆不在，“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乡情淡然，乡村振兴已刻不容缓， 而乡村振兴，乡村善治是基础。

乡村治理离不开人，人才短缺的瓶颈直接制约着乡村的发展，也将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邵家丘村将全村划分成若干个网格，由党员和企业主担当网格长,他们在村庄治理中发挥出巨大作用。

根据统计显示，2015年，全国乡村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7年，文盲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达8.6%，这显然不利于乡村振兴，要通过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农民教育以及各种培训，提高广大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同时，要把现有农村各级各类人才稳定好、利用好，要通过提高待遇、提供平台、优化环境等措施，充分发挥现有人才的作用。

乡村治，百姓安，则国家稳。尽管我国乡村治理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与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仍有距离。放眼未来，寻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道路依然任重道远，亟须创新乡村治理新制度。宁波北仑大大碶全面深化农村“对账理事”工作制度，通过创新制度，从“对账理事”“村民说事”“小微权力清单”三个维度，共同构成和完善了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搞好乡村治理，需要创新工作制度，让新老干部掌握“治村干事”的方法，激发全新潜能，推动乡村治理水平的提升。

乡镇政府、乡村精英、村民个体的多元主体治理格局已成为当下中国乡村治理的事实模式,在肯定三者利益一致性的同时,更应看到它们之间利益冲突的一面以及由此所带来的问题,现行乡村利益冲突解决机制由于其本身的缺陷,无法从根本上化解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因此,应当建构一种新的利益协调机制以化解多元村治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荷兰乡村景观规划注重农民、政府、社会团体等各方利益的均衡，通过农地整理，荷兰乡村环境良好、景观魅力、农业产业兴旺，农民生活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