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梅兰芳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起最得力的秘书、编剧兼智囊，许姬传几乎亲历了梅兰芳后半生所有重要的事件，他在写作《舞台生活四十年》之外，亦有诸多随笔与回忆。如1949年6月，许姬传随梅兰芳重回北京，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返回上海，许应唐大郎之邀，在《亦报》发表了《梅剧团北行琐记》，共12篇，次年又连载了《梅边琐记》。这些随笔的发表时间，与所记事件距离较近，且许本人都在场，细节清晰，比其晚年的回忆更为准确。

许姬传（1900—1990）中年时留影

三十余年后的1985年，已届耄耋的许姬传整理《七十年见闻录》，由中华书局出版，在其弟许源来的遗存中找到大部分《梅边琐记》的剪报，收入书中。《北行琐记》因为剪报遗失未得录入，他在书中自叙“《北行琐记》是记述一九四九年夏，梅兰芳先生由沪至京参加第一次文代会的活动情况，返沪后《亦报》主编唐大郎兄（云旌）嘱写此文连载”，“可惜《北行琐记》的剪报已佚，我再三回忆，如云烟过眼，渺不可追矣”。

2024年，我在《亦报》上检索史料，无意中看到了当年连载的《梅剧团北行琐记》与完整的《梅边琐记》。这些文字中，有不少情节是首次见到，可以作为梅兰芳史料的一些补充。

北归

梅兰芳自1932年11月移居上海，只在1936年9月短暂回到北平，停留了一个多月，再次北归，已是物换星移的十三年后。据《北行琐记》开篇所写，1949年6月22日，梅兰芳参加全国文代会南方第二代表团，乘火车从上海出发，梅夫人福芝芳，子女梅葆玥、梅葆玖，秘书许姬传俱同车北上。团长为冯雪峰，副团长为陈白尘，共77人。梅兰芳与周信芳、熊佛西、董天民同乘一个车厢。车上氛围极好，与会代表都是文艺界的杰出人物，高谈阔论直至深夜，这样的经历对于一直挑班唱戏的梅兰芳来说很是难得，许姬传记下了他的话：“我虽然游历过大半个地球，都是剧团跟各人的单独行动，像这样的集体旅行生活，还是头一次，尤其欣幸的是可以接触许多文艺专家，增长许多见识，可谓不虚此行，所以非常兴奋。”

24日早晨，车行到蚌埠，由于淮河新桥尚未竣工，“南二团”需在蚌埠停留十几个小时，再乘卡车渡过淮河。梅兰芳在蚌埠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许姬传在《琐记》中说“详细情形已散见各报，此处从略”，只记下著名翻译家李青崖的口占绝句：“桥断长淮觅渡忙，撑空火伞焰方张。心情解放终难锁，空巷人民看艺王”。更详细的报道，倒是见于当年7月6日沈苇窗在《罗宾汉》上发表的《梅兰芳在赴平途中》一文，沈引用许姬传给他的来信，详述在蚌埠停车时，不断有人高喊“梅博士在哪里，请站出来让我们看看”；有一百多位解放军请梅签字，签到十几个，有人大声说“太麻烦了，不必签了，请梅先生抬起头来，让我们看看吧”，要求签字的解放军战士才逐渐散去；蚌埠市政府请代表团在大中华饭店午餐，听说梅兰芳来了，烈日之下，几百人在饭店外等待，连对面四楼的平台上也站满了人。这些描述，与李青崖的诗十分契合，可知当日场面之盛。

26日午后到达天津，天津国剧公会在车站集体欢迎，北京国剧公会的叶盛长、白云生等人从北京赶来上车先行迎接，陪着梅兰芳同到北京。下午五点，南二团所乘列车正式到达北京站，梅兰芳约着许姬传下车同行，可许一看站台的情景，完全不可能了，于是一个人下车，找了一个人少的地方旁观。仅国剧公会就有几百人到场，打着红缎子横额“欢迎文代大会代表梅兰芳、周信芳”，会长叶盛章在车厢门口迎候，梁小鸾、云燕铭等人为梅兰芳献花，谭小培、萧长华等老演员也都亲临。自发欢迎的人就更多了，接站的队伍拥挤到无法前行。许姬传掐着表，梅兰芳在月台上足足走了有四十分钟，多亏叶盛章、叶盛长前拦后挡，才把梅给阻隔出来。车站的人说，开始很奇怪，为什么这一天站台票卖得这么好，超过以往的纪录。车到了才明白，这是大家听说梅兰芳乘这一班车到京，纷纷来买站台票迎接。

曾见过一种说法，1949年北京火车站有两场大规模的欢迎仪式，一次是宋庆龄女士由上海到北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亲自到北京站迎接，再一次便是梅兰芳由上海返回北京，北京市民自发地到车站欢迎。《北行琐记》中的记载，为这一天的盛况增添了更多细节。

访旧

抵达北京后，梅兰芳全家及许姬传下榻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当晚梅的表弟秦叔忍请客，与到访的田汉、马彦祥、洪深在陕西巷的恩承居晚饭。恩承居是北京一家很有名的广东菜馆，梅兰芳、冯幼伟、齐如山等人早年就经常光顾，据说“蚝油鳝背”与“鸭油炒豌豆尖”，是他每来必点的菜，绿茵陈酒也很受他欢迎。恩承居的跑堂与掌灶，跟梅兰芳非常熟悉，分外亲切。许姬传的原文特别用括号注释：跑堂（现在应该称招待员），掌灶（现在应该说炊事员）。

用罢晚餐，梅兰芳便到大马神庙访旧：拜访王瑶卿、王凤卿昆仲。许姬传笔下，王瑶卿“虽然屡遭拂逆，还是诙谐谈笑，四座生春，决没有颓唐消极的姿态”，王凤卿则是“身体日见发福，比从前大了一个轮廓，初见几乎不敢相认。就是两耳有点重听，和他谈话必须要学《法门寺》贾桂念状子的派头，高声朗诵，一个字一个字的往下念”。王瑶卿是梅兰芳在本行当亦师亦友的先行者，王凤卿是梅兰芳从民国初到1936年合作二十余年的须生名家，这两人与梅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而与梅兰芳并称三大贤的杨小楼、余叔岩，以及言菊朋、高庆奎、俞振庭、钱金福、范宝亭、许德义等旧日合作者，均已作古人，这十三年里北京京剧界的新陈交换，不知重回的梅兰芳，是否有“物是人非”的感慨。

1949年6月28日，北平国剧公会欢迎全国文艺代表与延安平剧院同志合影

如今传世有一张1949年北京京剧界的大合影，时间为“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六月廿八日”，题为“北平市国剧公会欢迎全国文艺代表暨平剧院诸同志合影”，也就是梅兰芳等人回到北京两天后，国剧公会为他们以及延安平剧院的同仁举行的欢迎仪式，地点可能是在樱桃斜街的梨园新馆。梅兰芳、周信芳身着西装，坐于身着长袍的萧长华左右，北京京剧界参与欢迎仪式的有谭小培、谭富英、李少春、韩世昌、徐兰沅、姚玉芙、叶盛章、叶盛兰、叶盛长、梁小鸾、许姬传、白登云等人，延安平剧院出席的有阿甲、马少波、罗合如等。照片上的人物一目了然，北京国剧公会的人多穿长袍，少数如梅、周及叶氏兄弟穿西装，延安平剧院则无一例外都穿着八路军军装，纪律严整。在场的很多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到来。《北行琐记》也没有提到这一天的活动，但这张照片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除了京剧界的活动外，短暂回京的梅兰芳还探访了其他故旧，其中许姬传详细记录的是齐白石。齐白石当年将近九十岁，是第一届文代会的高龄代表，特地在庆林春宴请梅兰芳，请客这边是白石老人、看护夏小姐、“齐翁的一位门人（苏少卿兄之婿）美专教授”。这位门人就是李可染。受邀这边是梅兰芳、梅葆玖与许姬传。许文说“齐翁的食量很好，水晶肘子，跟美妃鸡吃了不少”，并即席送了一张红梅寿带鸟给梅兰芳。

现存齐白石题赠梅兰芳的画册封面，“畹”字写法与《北行琐记》的记录完全一样

有意思的是，《北行琐记》所述，餐后他们送白石老人回家，又在齐宅小坐，齐白石拿出几本印刷的画谱与印谱，题字分送众人。写给梅兰芳那本，题畹华的“畹”字时，在“田”字旁加上一个“完”字，许写道“边上有人想告诉他错了，被我暗中止住，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字典上没有这样的一个字，可以当做纪念。等我空一点还想做一个小跋，写到那本画谱上去”。而今北京护国寺街梅兰芳纪念馆的藏书中，恰有一本齐白石题赠的画册，封面“畹”字正写作“田”加“完”。两相印证，可见许文所记，确有其事。

会场

《北行琐记》记录了一些全国第一届文代会的片段与花絮，如“文代会秘书处赠送给了各代表一套布的制服，梅先生第一天穿了这身新制服去开会，一推开六国饭店的玻璃门，门口几十个三轮车夫，不约而同的叫了一个碰头好”。梅兰芳、周信芳等人在会场有合影存世，大概穿的就是这身“布的制服”。

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现场，可见身着制服的梅兰芳与周信芳

还有些会场的实况，多是梅兰芳向许姬传转述的，也有一些可能是许从报上看到的新闻，转而写在自己的文章中。像“周恩来先生到会演讲，前后长达五六小时之久，对于平剧的重要性以及此后改革的程序，指示了许多正确的路线，并且提到了梅先生八年抗战，忠贞不贰的节志”，以及周恩来讲话之间，毛泽东出现在会场时，“会场里掀起了热烈欢忭的浪潮，大家跟了毛先生喊口号，新闻记者忙着找镜头，这样忙了卅分钟，才慢慢静了下来，周先生再站起来继续讲话，毛先生坐在旁边喝茶抽烟，随便休息，态度是那样和蔼，慈祥”，这种文字，很可能是梅兰芳的目中实景与心中实感，由许姬传写出。

1949年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现场

大会第八天，即7月10日，梅兰芳作了题为“改革我们所演戏剧的意见”的发言，其中讲到改良戏剧，“我第一步先从改革舞台上旧时代遗留下来的许多不好的习惯着手，达到整齐清洁的目的。在这方面，总算有了一点效果。大家想必都看见了……但是这不过是扫除一部分多年积聚下来的灰尘而已，至于内容意识方面，虽然也随时在那里修改，但是今天想起来，感觉到还不够”。

“在十几年前，我离开了北平以后，只编了两出戏。一出是《抗金兵》，一出是《生死恨》，这两出戏是集中力量，提高观众对抗战的警觉性，此外没有机会再做其他工作。”

“这次在会中听到各位先生的高论，更感觉到我们所演的戏剧的内容有进一步改革的必要。不过这种工作相当艰巨，一方面要改革内容，配合当前为人民服务的任务，一方面又要保存技艺的精华，不致失传。关于这两点，希望人民政府和文艺领导机关指导协助，使我们得到正确的路线，使这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能够发扬光大，在新民主主义旗帜之下，在毛主席领导下，真正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这是兰芳跟本界工作者所希望实现的事。”

这次的发言虽未见于《北行琐记》，在《进步日报》《人民日报》《文汇报》等几种主流报纸上都予以刊出，很能体现梅兰芳“移步而不换形”的主导思想，这也是他第一次对新中国的戏剧改革公开发表意见。

从这一时期开始，梅兰芳在许姬传等人协助下，很快对演出剧目文本进行修改，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同年10月14日到23日，梅兰芳在北京长安戏院连演10天，《宇宙锋》去掉了含有“赵忠替死”的相关念白，又应邵力子的建议，将“修本”一场中“三纲五常”改为“羞恶之心”；《女起解》【反二黄】中，改掉苏三拜别狱神的唱词；《凤还巢》的唱词与念白也做出多处修订。

外纪

许姬传的《北行琐记》，只记到他们同游颐和园为止。实则梅兰芳这次北归虽只有一个多月，但事情着实不少，参加文代会外，像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即中国戏剧家协会的前身，7月24日在北京成立，他作为委员出席。7月25日在长安戏院为全国文代会演出《霸王别姬》，毛泽东亲临剧场观看。7月29日、30日在民主剧场为国剧公会义演《宇宙锋》《霸王别姬》。原定8月1日在长安戏院义演，与周信芳合演《打渔杀家》，梅兰芳身体不适，登报公示，改到8月3日演出。直到8月8日，梅全家一行才得登车回沪。

1949年7月25日，梅兰芳为“文代会”演出《霸王别姬》戏单

《北行琐记》之后，许姬传不时在《亦报》上刊登一些文章与讯息，于1950年3月到9月长期连载《梅边琐记》。我反复搜检，计有八十余篇，而他晚年收在《七十年见闻录》里的只有六十多篇。未录旧文中，有不少值得保存的历史细节。其中文献价值较高的，如1949年12月8日《四大名旦成名以来的第一次合影》一文，尽管未列入《梅边琐记》的连载里，但详实地记录了梅、尚、程、荀四人唯一一次正式合影的前后过程，弥足珍贵。

1949年9月初，梅兰芳因参加新中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与开国大典，再度回京。据许文记载，10月，自西安赴京邀约程剧团的赵清泉，与许商议，想请四大名旦合影一次留作纪念。当时程剧团正在天津演出，等程砚秋返京，梅剧团又要赴天津演出，很难碰头。正巧旧剧科的王颉竹拿着北京市政府救灾委员会的信向梅兰芳接洽，想组织一场四大名旦同台的义演。梅兰芳于是推迟原计划10月28日开始在天津的营业戏，义演定于10月29日。许姬传在《梅边琐记》里专有一篇《梅尚程荀会串》，详记了此场演出。剧目有张云溪、尚长春《白水滩》，马富禄、小翠花《打刀》，尚小云、荀慧生《樊江关》，大轴是《回荆州》，程砚秋、梅兰芳分饰前后孙尚香，谭富英饰刘备，奚啸伯饰乔玄，杨宝森饰鲁肃，裘盛戎饰孙权，侯喜瑞饰张飞，李多奎饰吴国太，萧长华饰乔福，于世文（许文记为杨盛春）、孙毓堃分饰前后赵云。这个阵容蔚为大观，几乎集合了当时北京京剧界所有一流演员，四大名旦同台更是多年未见。

历史上唯一一次“四大名旦”的正式合影

许文所叙，经他建议，在义演前一天，就是10月28日的下午四点，在同生照相馆集合，除四大名旦单独合照外，还有加上赵清泉、许姬传的留影，共拍了六种样式。拍照完毕，众人齐赴东兴楼饮宴。正在点菜的时候，忽然进来许多青年人，拿着纪念册要请四大名旦签字留念，有七八十人，签字便签了许久，经东兴楼的跑堂介绍，才得知是到北京参加全国体育协会的青岛运动员，住在东兴楼上层，闻讯赶来。签字时荀慧生签得最慢，想让程砚秋代签，入席饮酒后，程砚秋说：“当着本人的面，让我替你代签，这不是找挨骂！”荀慧生说：“我这个慧字，头上两串糖葫芦，太不好办。”这些拍照前后活灵活现的细节，只在许姬传文中见过。照片拍下的，是历史上难得的一瞬，而这些文字，将前因后果记述下来，为后人了解这些事件与人物提供了更多参考与注解。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十年间，梅兰芳每到上海演出，赵叔雍都会在《申报》上开辟一个专栏，名为“梅讯”，从梅兰芳到达，直至离开，每日一篇，把梅兰芳的行止安排、社会交游、演出情况、诗画往来等等全都写下来，1920年到1929年五期演出下来，《梅讯》写了有将近十万字。许姬传的《北行琐记》与《梅边琐记》，在体量上虽然比不了《梅讯》，仍是关于梅兰芳生平乃至京剧历史的重要史料，特别是记述新旧时代交替背景下梅兰芳的思想与行为，有着独家的视角。赵叔雍、许姬传的记录，有着共同的优缺点，生动详细，亦会夸张失实，但这并不妨碍后人于种种细节中，发现各个历史人物与事件的真身，搜读史料的乐趣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