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的印象里，理学意味着“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些确实是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并不等同于禁欲主义、妇女贞洁……

这其实是一个被误读了几百年的误会，理学原本是充满思想创造力的学术传统。写出《爱莲说》的周敦颐、说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张载、还有程门立雪中的程颢和程颐……都是理学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式人物。

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

理学关切宇宙与人生的终极问题，也着眼于士人的人格修养与社会理想。只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与简化，才被定格成狭隘的形象。

曾师从冯友兰、张岱年先生的陈来教授用数十年的研究，拨开历史尘埃，重现理学的思想锋芒与精神温度。从宋明理学到现代儒学，他的著作不仅重构了这一传统的真实面貌，也启发我们在当代重新理解文化根脉。

张岱年、冯友兰先生

这些书，不是为学者圈子独备的冷门研究，而是一次面向今天每一个关心思想与人生的人，重新读懂理学、读懂中国思想的邀请。

我们对理学的许多误解，陈来教授在他的著作中曾加以澄清，以此重现了理学的思想锋芒与精神温度。

豆瓣网友对陈来教授著作的评价

Q1

“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想表达的是什么？

事实上，“存天理，灭人欲”并不是许多人想的那样，“人欲”并非像现代文学家理解的那样特指性欲，更不是指人的一切自然生理欲望，“天理”指社会的普遍道德法则，“人欲”指与道德法则相冲突的感性欲望，用康德的话来说，天理就是理性法则，人欲就是感性法则，“存天理，灭人欲”也就是用理性克抑感性。

程颐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所受的批判，对妇女的解放有重要意义，也促进了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不过这句话本身并非专指贞洁，“节”指气节、节义，即指道德操守，它是孟子“舍生取义”的另一种形式的说法，是依照儒家伦理的基本原则而对当时既有的某一规范所作的强势肯定。

孟子画像

从儒家的立场看来，一切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都适用于“舍生取义”的选择模式。另一方面，从道德观念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程颐或理学其他思想家并没有发明守节这一规范，程颐本人也只是在其门人将“守”与“饿”的选择提出来的时候，从舍生取义的普遍原理出发对既有的守节规范作了一种伦理学上的强势的肯定。事实上，许多理学家(如朱子)就并不绝对反对孀妇再嫁。

陈来老师指出儒家或理学面临的矛盾，它自身最多只能保持伦理学原理的一般纯粹性，而无法判定“义”所代表的准则体系中哪些规范应当改变以适应社会发展，因而可能会把规范僵化。

另一方面,儒家伦理必须褒扬那些不食嗟来之食的义士或自愿守节的烈女,但这种崇褒中隐含着一种危险,那就是有可能导致在不断的褒扬中把道德的最高标准当成了道德的最低标准，给一般人造成较大的道德心理负担。

旧时旌表节孝妇女的牌坊

这种崇褒中不仅会有丧失理性的平衡的危险，还有可能在相对承担义务的准则体系中使统治的一方利用这种现象把原本正常的道德规范变成一种片面强调对方义务的压迫手段，而这才可以被上纲为“以理杀人”，决不能把讲“理”的思想家当成以理杀人的凶手。

在陈来老师看来，在任何社会，被社会肯定为正面原则的伦理价值体系中，“理”总是对于“欲”有优先性，而鼓吹感性法则的主张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传统。

Q2

理学作为没落的封建士大夫的意识形态，

和普通人毫无关联？

和许多人所理解的不同，理学其实是平民社会的产物，虽然是发展、流行于宋代与明代的学术思想体系,但它的一些基本倾向在唐代中期已经有所表现。

与魏晋以来的贵族社会相比，中唐以后总的趋势是向平民社会发展。中唐以后的“文化转向”正是和这种“社会变迁”相表里。

禅宗、古文运动和新儒家所代表的宗教的改革、古文的复兴、古典思想的重构，表示这确实是一个与新的时代相符合的文化运动，它在许多方面与西欧近代的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有类似的特点。

韩愈是唐代文学家、思想家，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倡导“文以载道”，反对浮艳骈文，带动了唐宋古文的兴盛与儒家道统的复兴。

它虽然不是以工业文明和近代科学为基础的近代化体现,但可以认为是摆脱了类似西方中世纪精神的一个进步，中唐开始而在北宋稳定确立的文化转向正是这个“近世化”过程的一部分。

这个近世化的文化形态可以认为是中世纪精神与近代工业文明的一个中间形态,其基本精神是突出世俗性、合理性、平民性。对整个宋明理学的评价应当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重新进行。

陈来老师指出，在这个意义下面，理学不应被视为封建社会后期没落的意识形态或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观念体现，而是摆脱了中世纪精神的亚近代的文化表现。

它正是配合、适应了社会变迁的近世化而产生的整个文化转向的一部分，并应在“近世化”范畴下得到积极的肯定与理解。有了这样一个定位，我们对理学可能会有一种平实的同情了解。

Q3

什么是“格物致知”，很多人理解错了？

什么是“格物”？许多人认为是探究“物理”，这么理解是有偏颇的。其实，“物”在朱熹哲学中，不仅包括客观物质实体，还包括人类活动，甚至某些思维念虑在内。

我们现在常用的一个词“物化”，往往指失去独立价值而沦为手段，某种程度上，“格物”正是要反转这种主客体关系。朱熹眼中的格物，包括“即物、穷理、至极”三个方面，他的格物穷理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读书讲学和道德实践把握道德的一般准则及一般原理，而不在于具体地掌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及规律，以应用于技术发明和人类进步。

少年王阳明误解了“格物”之理，曾守竹数日未得其理，最终走向“心即理”“致良知”的心学之路。图｜央视纪录片《王阳明》。

如果说在朱熹的体系中，格物穷理既是明善的基本途径，又是求知的根本方法的话，那是因为在朱熹看来，真善具有一致的一面，这就像苏格拉底也曾强调“知识即美德”。

而格物之所以能达到目的，根本上是因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穷理可以了解事物的所当然，认识事物的所以然，其方法是由积累到贯通再到推类，从而实现人的道德完善。

王阳明格竹的失败，就在于他对格物致知的误解，致知是指格物所得到的知识扩充的结果，并不是一种与格物并行的方法，格物的终极目的是明善，如果停留在研究自然事物，那就与格物本来的目的背道而驰了。

Q4

朱熹是假道学而真小人吗？

嫉恶如仇的南宋词人辛弃疾曾这样评价朱熹：“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朱熹生活的南宋前期，民族、阶级矛盾错综复杂，他一生关怀政治，力主恢复大义，他的政治理想是以格君心之非来改善政治和变易风俗。

朱熹《蓬户手卷》

在政事方面，除创立社仓外，南康救旱、浙东荒政、漳州经界，他充分表现了超乎俗儒的管理才干。他一生讲述、著述、撰注、编辑，学术成就十分丰富，教育活动也极为广泛。居家则寒泉谈经、武夷授课、沧州讲学，外任则白鹿洞书院、漳州道院、岳麓书院，随政兴学，门人弟子遍布天下。

晚年遭庆元党禁，风烛残年，仍编撰礼书，考异《参同》，订正韩文，集注《楚辞》，死前尚在病榻讲解《太极图书》，修改《中庸》《大学》，他在古代文化整理上的贡献继往开来。

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 清代 《四书章句集注》

抛开朱熹的诸多成就不谈，说到朱熹“假道学”的诸多罪状，流传最广的是他迫害贞烈的青楼才女严蕊，这事其实是无中生有，已经束景南先生（《朱熹年谱长编》）和莫砺锋教授考证（《莫砺锋：死后是非谁管得》）。

网传版本来自《齐东野语》等文献，讲述了严蕊和唐仲友情深义重，而朱熹则公报私仇，甚至对严蕊大打出手。事实上，唐仲友确实是一个贪赃枉法的官吏，朱熹对他的弹劾合理合法，严蕊和唐仲友也不是普通的才子佳人关系，而是参与到了唐仲友各种肮脏交易中，流传甚广的那首《卜算子》也并非出于严蕊之手。

严蕊口占《卜算子》是不可信的小说家言

且唐仲友不但是地方要员，还有宰相王淮作靠山，弹劾他对朱熹有百弊而无一利。事实上，一年后王淮就唆使吏部尚书郑丙上疏反道学。

Q5

理学和心学谁更高明？

这些年，比起朱熹的理学，阳明心学似乎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和追捧。陈来老师指出，理学和心学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伦理学、人性论和方法论上。

从伦理学上说，理学强调普遍性的理性、强调当然而不容已的义务，而心学更强调个体的良心，要求把“我应如此”变成“我意欲如此”。

从人性论上说，心学把良心看作人的先验的本心，理学（朱熹）则认为，一切现实的人性都是气质之性，理和气交杂对人产生制约作用，只有在天理人欲的交战中才能显示出人作为理性存在的意义。

从方法论上看，心学强调良心的呈现和对良心的自我意识，注重非理性的内心体验，理学强调通过学习等道德培养过程增强理性战胜物欲的力量。

其实，气学、理学、心学都是宋明理学这一整体结构的必要环节，而且，良心和义务、感性和理性、直觉和理智、体验和认识、内省和博学、尊德性和道问学等等，都是儒学中互补而不可缺少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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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宋明理学被误解了几百年，你觉得最大的误解是什么？你所理解的“理学”是怎样的？理学家中你最欣赏哪一位？在留言区展开来说说吧，2位优秀留言读者将获赠陈来老师经典著作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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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视觉中国

观点资料来源：“陈来著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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