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杰  |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

一、邻居家儿媳妇跑了

楼下邻居老张，今年57岁了，从乡下来市区工作二十多年，一直以开出租车为生，十多年前用积蓄买了一套房，以为能够在城里安居了，没想到这次过年回来，忽然听母亲说邻居家儿媳妇跑掉了，令人感到错愕。

老张生了2个儿子，大儿子88年，高中毕业后没有找到合适工作，便也以开出租车为业，十多年前经人介绍，认识了妻子小李，婚后二人陆续生下两个孩子，大的是个男孩，如今已有十多岁，小的女儿，也有5、6岁了。由于有两个孩子要照顾，小李便以照顾孩子为由，不愿意出去工作，小张心疼妻子，也同意小李不出去工作。这样一来，家庭的重担就落到了小张一个人头上。

为了增加收入，小张跑车的强度堪称极致，从早上6点出门，到晚上6点回来，中午也不回来吃饭，在车上吃，每天工作时间达到12个小时。而妻子由于和婆婆一起带娃，随着孩子逐渐长大，送去上学后，便有了大把空余时间，小区的麻将馆就成了她的“工作地点”，每天吃完饭就去麻将馆“上班”，如此这般的生活，看似逍遥自在，却不曾想生活的危机随时会降临。

2019年，伴随着老张家小儿子的结婚和孩子的到来，两个儿子三家人挤在一套房子里显得十分局促，经过商议，小张和小李还是决定咬咬牙贷款买一套自己的房子搬出去住。却没成想，房子还没来得及交付，2020年疫情突然来袭，作为疫情震中的湖北采取了最严格的封控措施，连续数月的封控使得刚刚买完房子的小张面临严重危机。作为一名出租车司机，一旦停止运营就意味着毫无收入，而小张每月房贷需要还4、5000元，恰逢疫情期间的物价高涨，导致本已积蓄无多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疫情封控1个多月后，老张家便见了底，连小孩子的奶粉都快买不起了。我姐姐将他家的情况分享到单位群里后，众人深感疫情之下的生活不易，便在群里发起了捐款，在众人的支持下帮助老张家度过了难关，随着疫情解封，小张又跑起了出租车，一切仿佛又回归了平静。

不成想，这次过年回来，竟听说小张的媳妇和打麻将认识的一个男性跑掉了，扔下了小张和两个孩子，头也不回的走了。小张虽然买到了自己的房子，却没能守住自己的妻子，何其唏嘘。

二、多重挤压下的小家庭

对于小张媳妇跑掉，首先是经济原因。经济基础是家庭维系的物质保障。小张自己开出租车，每月收入大约8、9000元，去掉房贷，剩下4、5000元，要用于一家人的生活开支和两个孩子的教育，而住在小区里，水气电网、柴米油盐，都是开销，小孩子还要上培训班，仅仅凭借小张的收入，日子肯定是过的捉襟见肘。屋漏偏锋连连雨，父亲老张自从生病后，身体大不如从前，每周只有一、三、五出车，工作时间也无法像小张那么久，使得老张夫妻的收入也仅够老夫妻生活，而且老张夫妻也没有社保，自己也需要为养老储蓄，很难再帮衬小张一家。在这种情况下，儿媳妇连打麻将都快打不起了，自然产生了落差感和不满情绪，经济的窘迫使得夫妻关系、婆媳关系长期处于紧张之中。

其次是情绪价值。在当前女性追求浪漫情感体验的浪潮下，女性对男性的情绪价值越来越重视。母亲说：“现在男孩子没钱但是会说话可能还能找到对象，要是没钱还不会说话，这辈子光棍打定了。”不巧的是，邻居小张就是众人眼中公认的老实人，平时素来沉默寡言，不善言谈，更别说哄女孩子了，两人的交流常常是以吵架开始，以打架结束，笔者虽然回来次数不多，但每次回来基本都可以听到楼下传来的吵架声。

三是婆媳矛盾。由于两代人居住在一套房间内，城市高层建筑的集约式空间使得两代人的生活空间高度交织，生活习惯和消费习惯的不一致使得婆婆和儿媳妇的矛盾突出。在孩子出生以后，围绕孩子的管教问题，小李则责怪婆婆没有带好孩子，婆婆则认为小李整日打麻将不带孩子还要指责自己，感到委屈。而婆媳之间的矛盾经过双方的向小张的转述，又很快转化为了小张夫妻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恶化了两人的关系。最终在经济压力、浪漫追求和婆媳矛盾的三重挤压之下，导致小张的家庭破裂。

三、进城农民家庭的脆弱性

为什么老张一家进城了，但是却仍然很难实现城市里的美好生活？老张一家作为农民进城的一代人，希望通过进城实现美好生活的向往，但是进城后，却发现生活并不那么美好，处处面临着挑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生计模式的挑战、生活方式的挑战和社会关系的挑战，使得进城农民的家庭存在脆弱性。

一是从半工半耕向全工模式的转变要求。在全国劳动力市场背景下，劳动力数量是决定农民家庭收入高低的关键。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民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模式，农民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从城市农村同时获取收入，并依靠农业提供低价优质农副产品，为家庭提供有尊严的生活保障。但是进城买房后的农民家庭居住在城市，一方面难以继续从农村获取农副产品，另一方面城市生活的货币化程度远高于农村，刚性支出增加，对农民家庭劳动力配置提出更高要求，单独依靠男性务工难以维系，女性也必须参与务工获取劳动收入，才能支撑城市生活。可是广大中西部城市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难以为农民家庭提供足够劳动力机会，使得一部分女性劳动力被挤出市场。对比一直未参与工作的小李，老张的小儿媳妇则努力找到了一份收银员的工作，一定程度减轻了家庭生计压力，

二是居住空间分隔到集聚带来的生活矛盾。伴随着农民家庭权力结构的变革，传统意义以家庭经济主导权为斗争核心的婆媳矛盾变更为生活方式的主导权斗争。由于农村住房空间较为宽敞，农民家庭往往通过空间的区隔来减少婆媳矛盾。但是进城后，一方面婆婆要帮忙一起带孩子，另一方面城市居住空间的狭小，使得婆媳之间的生活方式矛盾突出，诸如饮食习惯、卫生习惯、教育方式等都可能成为爆发点。

三是社会关系的脱嵌。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家庭作为嵌入熟人社会的单位，当家庭面临危机，熟人社会存在一定的调解能力和舆论措施作为保障家庭稳定性的机制。但是伴随着农民家庭的进城，和村庄熟人社会的关联减弱，居住在城市小区中的居民处于弱关联之中，缺少熟人社会的调解能力和舆论平衡机制。即使邻居夫妻吵架或者婆媳矛盾，都是邻居自己的事情，作为邻居的我们基本不会干涉。即使媳妇跑掉了这样的事情，在小区里也没有引起任何波澜，甚至大多数居民都不知道此事。家庭从熟人社会的脱嵌使得家庭需独力应对所有的风险，进一步加剧了进城家庭的风险性。

四、反思与讨论

当前学界主要从制度变革角度理解农民的城市融入问题，认为阻碍农民实现完全城市化的阻碍在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主张打破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限制，赋予农民市民权，加快城镇化进程。一些地方政府通过“经营教育”的方式开发土地，吸引农民进城买房，以实现土地财政的循环。

但是从农民视角看来，影响其城市融入程度的主要因素不在于户籍限制和土地制度，而在于家庭积累能力的高低。由于中西部城市的市场有限性叠加农民非正规就业的特点，决定了农民家庭收入具有不稳定性，但是城市生活的支出具有刚性，导致农民家庭始终处于高度的紧张之中，一旦出现意外，则农民家庭则可能面临极大风险。因此，农民进城应当量力而行，不应当盲目进城买房，至家庭于风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