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十月，“陕西人艺”携五部话剧精品驻演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充分展现了它们的艺术实力。《生命册》改编自河南作家李佩甫原作，另外四部话剧的小说原作均出自陕西作家之手，所以这次驻演同时也彰显了陕西人艺和陕西当代文学的紧密合作，是陕西当代文脉在大上海的一次立体化呈现。

我集中观看了《主角》《星空与半棵树》。两部话剧的小说原作均出自陕西作家陈彦之手，前者得改编更紧凑，也有意“靠”向上海观众这一边。后者则原汁原味，“老陕”的“豪横”展露无遗。但不管怎样改编，编、导、演团队整体上都显得游刃有余，显示了陕西人艺艺术积累之雄厚。

陈彦是陕西戏曲界老领导，熟悉陕西丰沛的戏曲资源，其小说原著本身也充满戏剧性。陕西人艺和作家陈彦的合作再次说明，二度创作和原作最好还是强强联合，这样的成功系数会更大。
在中国当代文艺历史上，陕西文艺和上海有着不解之缘。柳青《创业史》最初在《延河》上发表，很快巴金主编的《收获》再度发表。五六十年代之交，陕西和上海两份刊物合力将《创业史》推向当时中国文学创作成就的巅峰。柳青离开中国青年出版社返回陕北，中转站竟是上海。他原计划在上海工厂体验生活，这个愿望虽未能实现，但他对城市生活和工业生产的想象深深植入了《创业史》文本深处，成为后来陕西当代文学一股奔腾不息的潜流。

复旦中文系潘旭澜先生1970年代末重评《保卫延安》的第一篇长文就发表于《文汇报》。杜鹏程和潘旭澜的友谊早已成为文坛的一段佳话。

1982年我考入复旦中文系本科，正赶上上海青年话剧团改编话剧《人生》轰动性演出。路遥也专程来沪观看根据自己小说改编的这出话剧。当时《文汇报》发表的一组评论文章则拉开了大江南北热议《人生》的序幕。

2015年由上海SMG尚世影业牵头拍摄的新版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热播，倒逼文学评论界不得不重评路遥这部倾力之作。我本人获鲁迅文学奖的那篇细读《平凡的世界》的论文就是在这种气氛下完成的。

贾平凹长篇小说在上海召开的研讨会不计其数。陈忠实《白鹿原》赢得了大量上海读者的喜爱。陈忠实将《白鹿原》创作手记《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交给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也说明他对上海文艺界的高度信任。

仅《文汇报》一家媒体就发表过陈彦创作谈和采访记不下十篇。在上海未必能找到《星空与半棵树》里那棵失踪的老槐树，但上海市区新移植的每一颗大树都跟“大树进城”这一陈彦式创作母题有关。进入上海的当然绝不止陕西山沟里的一棵树，还有大量活跃在沪上各个领域的陕西人。

陕西文学与上海的关系可以写一部大书，但上述数例已足以说明陕西文学从来都并不封闭于陕西，而是放眼全国乃至全世界。这是陕西人的格局。当下文学陕军正以其强大创作实力，推动传统乡土文学从八十年代路遥苦苦思考的“城乡结合部”或“城乡交叉地带”，一步步坚实地走向陈彦等新一代陕西作家在新世纪所探索的“城乡融合”乃至“城乡共同体”。

正因为陕西文艺家们精准把握了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总体态势，正因为他们具有这一份深刻的社会认知与文学自觉，才使得陕西人艺这五部带着浓郁秦腔底蕴的话剧不仅能打动西北观众，也能吸引大量上海观众。

想不到上海观众竟能如此接纳《星空与半棵树》《主角》三个半乃至四个小时的演出时长，以及连我这个陕西文学超级粉丝听起来都蛮费劲的陕西方言（多半只能看字幕）。这固然说明陈彦话剧对当下中国社会复杂问题的艺术表达（比如环保和小人物的抗争）赢得了上海观众的强烈认同，同时无疑也显示了上海这座城市依然保持的海纳百川的文化底气。

陕西有陕西的格局。上海也有上海的格局。我以为这才是陕西文艺界和上海文艺界得以携手合作的根本保障。祝贺陕西人艺在上海国际艺术节驻演成功。祝愿黄土地和黄浦江的文化互动能够走得更远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