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时光流逝，但我们永远不会忘却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在抗日救亡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全国人民奋起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举。在抗战烽火中，不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青年学子纷纷投身抗日洪流，作为有良知、有血性的戏曲工作者，梅兰芳蓄须明志，程砚秋归耕南园，周信芳、袁雪芬演剧救亡，都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为后人所敬仰。同样，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上海滑稽界的艺人们也以滑稽剧当枪，借古喻今，抨击和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和险恶阴谋，积极行动起来宣传抗日。

即兴创作 电波传音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攻打上海，全城面临着严峻形势。8月13日当天，聚集在中西电台（附设于中西大药房）的著名滑稽艺人江笑笑、鲍乐乐、刘春山、盛呆呆、陆奇奇、陆希希、范哈哈、斐扬华等获知日本侵略者攻打上海的消息，情绪激愤。一众滑稽艺人集会讨论编演抗日节目，后来在中西电台播送特别节目，揭露日寇的侵略罪行，激励抗战斗志。

江笑笑编了一个《歌颂十九路军》的节目，赞扬当年的十九路军积极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举动，并讽刺日本侵略者“活人来了死人去”，宣传抗战必胜。刘春山编了一个《十九路军》，内容也是歌颂十九路军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事迹。范哈哈和斐扬华则创作并演唱他们自己创作的《义勇军》，节目上半段严斥奸商昧着良心危害市场和大众，下半段歌颂人民群众自觉慰问、捐献物资送往前线的义举。

他俩创作的另一个段子叫《包公阴审白川》。节目中的“白川”乃“一·二八”侵华日军的将领，被爱国志士炸死。范哈哈与斐扬华唱此曲时，开头，斐扬华有这样一段“卖口”：

“包公在阴间，怎么能审白川？白川应当由国民党来审。”

范哈哈马上接口道：“国民党怎会来审？它拍马屁也来不及。而包公大公无私，你们阳世不管，只好我阴间来管！”

陆奇奇、陆希希创作了《打鼓骂东洋》，并为此定购了一只铜鼓。程笑亭、管无灵唱了《活捉东洋人》。 还有滑稽艺人创作了《哭东洋人》，讽刺日本人“一·二八”吃了苦头，不吸取教训，“八·一三”又来侵华，预言日本人绝没有好下场。

上海滑稽艺人在中西电台的表演播出后，收听的民众群情激愤，纷纷打电话表示支持抗日，有的还跑到电台捐款。电台工作人员忙着帮收款、写收条……

滑稽名家范哈哈在谢晋执导的《大李、小李和老李》中出演

演出内容全是“抗日”

东方饭店内有一个“东方电台”，专供滑稽界播音，向全上海报告抗战第一线的最新战况。

在江笑笑、鲍乐乐和刘春山、盛呆呆等几班滑稽艺人带动下，全上海滑稽艺人在“八·一三”抗战爆发后的两三天内，全部行动起来，积极宣传抗日。当时的“大世界”“新新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里的所有演出场地的演出内容，只有两个字“抗日”。

江笑笑的“小鼓调”长达十多段，但观众听得认真，台下鸦雀无声，观众与演员情感贯通，一改以往独脚戏演出时台下嘈杂之场面，足见滑稽艺人自发的主题演出起到了鼓舞群众斗志的作用。

滑稽本是笑的艺术，但自上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者发动侵华战争后，国难深重中，它应时势之变形成一种“哭派”。影响比较大的要算仲心笑，他编的《哭东北》向上海同胞唱出忧国忧民之心。他哭唱的时候声泪俱下，听者无不流泪。有次在“新世界”，他唱“哭东北”，当唱到“浑堂里摇船不见天”（意思是老百姓受侵略者蹂躏，民不聊生，不见天亮）时，台下泣不成声，观众纷纷把铜板、角子、钞票扔向台上，少则一两个（张），多则一大把，演出方用面盆装起来，捐献给前方抗敌将士。有时，应观众“再来一个”之邀，仲心笑准备唱其他段子，可是下面一片喊声——“《哭东北》！《哭东北》！”

值得一提的还有仲心笑“哭派”的继承人唐笑飞，他自编自演的《哭难民》这样唱：

说难民，唱难民，

哪能会得变难民？

“八·一三”起战争，

大炮声声“轧楞噔”，

老百姓无家可归逃性命，

侬么拎箱子，

我么领小人，

到处落难逃性命

物事打光变难民。

说难民，唱难民，

难民也有上海人、南京人、广东人、扬州人……

我唐笑飞出身嘉兴人！

每逢唐笑飞机关枪式的连珠快板《哭难民》一唱，观众就辛酸起来，无声的泪流淌下来。往往他唱完后，观众不愿意其他演员马上登场，而是坚持要唐笑飞再唱《哭难民》。

滑稽艺人组织了救亡协会，江笑笑任会长，鲍乐乐也积极参加。几班人马讨论，觉得仅仅口头宣传还不够，还要用行动支持抗日将士。听说前线需要丝棉背心，他们便两班为一批，分头到上海各界去募捐。三天不到，就募得大量钱财，交给江笑笑、刘春山，由他们联系做丝棉背心。不久，几千件背心做好，由滑稽艺人亲力亲为用卡车督运，辗转交给坚守在“四行仓库”的抗日将士……就这样，滑稽艺人坚持了八个月的抗日救亡活动。

日本军队侵占上海之后，刘春山、江笑笑、鲍乐乐、张冶儿等受到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的威胁，活动困难。北四川路有个电台被日本人占据，日本人强迫江笑笑、鲍乐儿到这个电台去宣传，两人坚持不去，结果失了业，还有被捉风险，他们只得到江笑笑的外甥处去避难。

到哪里演出就用哪里方言

上海滑稽界的抗日救亡活动，其实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就自发出现——日寇侵占东北三省后，滑稽艺人就纷纷行动起来，编演新节目，利用各种空间进行宣传演出。正是在1931年，还是少年郎的杨华生参加上海大世界华光新剧社，成了一名演文明戏的演员，拜滑稽名家鲍乐乐为师，也深得恩师忧国忧民的精神风骨习传。

1937年“七·七事变”前，杨华生与搭档张樵侬在杭州大世界演出，常演的节目是滑稽京戏《沈阳城》，写日寇侵略中国东北，中国人民与日寇斗争的故事。杨华生唱到“叹同胞，不由人，珠泪双抛”时，在“抛”字上耍了一个长腔，像拉警报似的拖了一个很长的音，引起台下观众共鸣。这个节目当时很受观众欢迎。

但随着“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杭州大世界成了难民收容所，演戏停止了。杨华生、张樵侬等随即参加了杭州抗日后援会宣传队，投入到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在杭州、萧山、塘栖、新昌等地巡回演出，宣传抗日。1938年，由张樵侬的朋友徐笑林介绍，杨华生、张樵侬参加了郭沫若、田汉等领导的抗日演剧团第五队抗敌演剧第五队，演出滑稽独脚戏。他们到过江西、浙江、福建、安徽、江苏的农村和城市去献演，也到一线抗战队伍去演出过。

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杨华生难掩激动，他曾深情地表白：“那时候我只有19岁，和张樵侬都是年轻人，正是血气方刚之时。那个时候，凡是有爱国情怀的中国人，都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同仇敌忾。听说抗战了，于是我们就投身进去。”

杨华生老师参加上海曲艺史料图片展在“雅趣茶道”的开展活动

参加抗敌演剧队后，杨华生和张樵侬随队辗转各地时，一直探讨、琢磨如何让滑稽独脚戏深入不同地方观众心中，发挥更大的宣传效果。杨华生想出了“流动标语”妙招。他站到凳子上，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衫。瓜皮帽上写着醒目的“国难当头”四个字。长衫一边袖子上写着“有钱出钱”，另一边袖子上写着“有力出力”，胸口写着“万众一心”，底下则是“抗战到底”，背后四个大字“最后胜利”。一亮相，周遭就黑压压围满听众。他俩自编自唱抗战主题的独脚戏，如《拾炸弹》《安全土》《南京城》《看西洋镜》《出征别妻》《逃警报》《囤积居奇》《歌八百壮士》等，成为上海滑稽“派生”到内地演出的一支别具风格的生力军。

那时候，老百姓最喜爱杨华生唱上海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的《歌八百壮士》：

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民族英雄在前方

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分守众战场

四方都是炮火

四方都是豺狼

宁愿死

不退让

宁愿死

不投降

我们的旗帜在重围中飘荡

飘荡——飘荡——

飘荡——飘荡——

有些地方的老百姓听不懂当时官话，为了强化宣传效果和质量，杨华生等常常会用当地方言来演绎。

对上海独脚戏演员的演出，其他剧种个别演员有些瞧不起，总政治部第三厅主管戏曲的洪深就站出来说：“你们不要看他们不起，他们宣传的效果是很大的。话剧好比是西洋大菜，吃不来的人拿刀要把嘴巴割碎的。独脚戏好比大饼油条，一般人都喜欢吃，就是吃西洋大菜的人，偶尔吃一副大饼油箱，也很有味道的。”

演剧队常遭遇日本侵略者的空袭。有一次在江西南昌，日本飞机又来突袭，杨华生跑进南昌公园，绕道到防空洞已来不及，便直接从病冬青树上跳过去，结果被树枝绊倒。炸弹从空中泻下，就在离他不远处爆炸，长方形的大石块炸飞，把公园凳子也压断了。杨华生爬起来，庆幸自己未曾受伤，回到演剧队。尽管如此，他们身上的抗日热情丝毫不减。1942年，杨华生、张樵侬等又组织了战音杂剧团，在浙江一带一边流浪，一边坚持宣传抗日，直至抗战胜利。

杨华生与家人一别就是8年。他的胞妹、滑稽演员绿杨说，杨华生去参加抗日宣传，音信全无，家里人以为他已不在人世，每年逢他生日，总要把一碗排骨面放在桌上，以寄托对他的思念。抗战胜利后，杨华生回到家里，全家喜出望外。

上海滑稽界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关头表现出来的抗战热情、艺术良知与创作智慧，在上海滑稽戏史上写下了值得纪念的一页。

原标题：《生死存亡关头，上海滑稽界“哭笑”皆关抗日》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伍斌

来源：作者：陈祝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