栖居在大地之中 | 《植物生命》译后记(上)

编者按:

《植物生命》是意大利哲学家科恰的代表作之一,其精彩的洞察力、散文诗般的语言时常予人启迪,但不同于传统学术作品的风格或会带来一些理解上的不便。为此,译者傅小敏贴心地在译后记中梳理了本书的学理脉络。因全文篇幅较长,会分成两期带给大家。今天的上半部分,让我们看看植物研究是如何日渐兴盛的,以及“大气”这个关键概念具有怎样的革命性意涵:


植物生命:混合体的形而上学

作者:[意]埃马努埃莱·科恰

出版时间:2025年8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民说

- 译后记 -

混合与共生:科恰的植物哲学

植物在人类认知历程中始终面临着矛盾处境。一方面,它是维系生命连续性的物质基底,是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基础,而另一方面,它却长期被剥夺主体资格,沦为沉默的客体。传统分类学以标本思维将生命简化为一系列静态解剖学特征,进化论则将植物的生存策略还原为环境选择的被动产物,这些都强化了植物在哲学中的定位:作为无灵魂或低级灵魂的存在。当代的科学革命正有力地冲击着这种格局,植物神经生物学发现的钙信号网络决策机制、光周期感知系统以及菌根网络构建的地下信息交换系统,都表明生物学范式正在发生某种转型。科学发现引起的震荡也迅速波及哲学领域。亚里士多德的“植物灵魂”(threptikon)被重新诠释为环境的主动塑造者,斯多葛学派的“种子理性”(logos spermatikos)在植物形态发生理论中得到了支持,传统哲学设定的智能等级制度受到无声的挑战。植物展现出的另类存在模式,持续动摇着诸如“主体性”“智能”“能动性”等概念,生命与非生命、人类与非人类、主体与客体之间曾被认为坚不可摧的边界,在植物根系穿透岩层、枝叶伸向天空的过程中缓慢崩解。在去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下,西方形而上学暴露出一种深层的“植物恐惧症”(phytophobia),即对缺乏中枢神经系统但能重塑环境的生命形式的系统性排斥。埃马努埃莱·科恰的哲学研究便是由此切入,他试图将植物从认知边缘地带推向舞台中心,揭示其作为大气建筑师和地质工程师的本质。由于植物的光合作用,生命的呼吸本身成为一种跨物种的共生实践,介于环境与介质之间的大气,也因此被赋予了超越生态学意义的哲学深度。


1. 植物研究的范式转换

在探讨植物引起的认知转变前,我们有必要先回顾它在传统观念中的定位。长期以来,植物被视为缺乏主体性的生命形式,只是生态系统的被动组成部分。18世纪林奈的分类体系奠定了现代生物分类的基础,却将植物简化为生殖器官的形态特征组合。这种静态形象源于中世纪“自然之书”的隐喻:自然被预设为上帝书写的固定文本,植物则是其中的字符,必须服从语法规则般的分类逻辑。标本柜中的符号取代了植物生命真实的时间性(如生长、衰亡、变异)和空间性(如生态互动、地理分布),抹去了植物的能动性,将其降格为形式结构的样本。19世纪进化论表面上为植物研究注入了时间维度,但根本上仍未脱离被动的叙事框架。达尔文将植物形态和功能解释为环境压力下自然选择的产物,这种观点仅将静态的形式主义转变为动态的功能主义,却未能真正打破植物作为被动客体的认识局限。

然而,20世纪的植物研究松动了这些束缚。阿格尼丝·阿尔伯的《植物形态的自然哲学》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她批评林奈式分类对植物形态的碎片化,提出“形态发生场”概念,强调植物生长是一个拓扑连续体在时空中的自我展开过程,植物形态不再是固定特征的集合,而是能量流动与物质重组的发生轨迹。这种观念转变使植物学摆脱了标本采集的博物学传统,更关注生命形式自身的生成逻辑。进一步地,戴维·比尔林指出,植物不仅被动适应环境,更是地球系统的主动建构者。从寒武纪的氧气革命到现代碳循环,植物通过光合作用与矿化作用不断重塑大气与地质结构。生态位构建理论更是直接挑战自然选择观念,认为生物通过代谢、行为和选择主动改变环境,构建适合自身的生态位,为自己创造进化条件。植物由此从进化游戏的参与者变为规则制定者,进化也变为生物与环境的共同演化。此外,人们逐渐发现植物展现出不同于动物的另类智能。丹尼尔·查莫维茨系统阐释了植物所具有的复杂的感知机制,包括光周期感知、重力感应与化学信号识别。斯特凡诺·曼库索与亚历山德拉·维奥拉研究发现植物能通过化学分子、电气甚至可能的声学信号彼此交流,并提出了“植物神经生物学”概念,认为植物的信息处理依靠分布式网络,而非集中式大脑。这种网络位于根系中,数以亿计的根尖分别处理局部信息,并集体决策如何优化资源分配和生长方向。这种类似群体智能的形式,颠覆了以动物中枢神经系统为基础的传统智能模式,不再以动物或人类认知为参照,而建立在植物自身的生命逻辑之上。


科学革命延伸至哲学领域,动摇了传统的形而上学根基。在哲学史中,植物既是理解自然的隐喻载体,又长期被视为沉默的“他者”。从古希腊到当代,植物的哲学地位经历了从被动客体到生成性主体的转变。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植物灵魂”的概念,将植物纳入哲学视野,但仅将其视为灵魂三阶论(营养、感觉、理性)中的最底层,植物仅负责营养、生长、繁殖等基本生命功能。这种观点在斯多葛学派中进一步发展,他们提出“种子理性”概念,认为植物不仅是物质载体,更是自然秩序和万物生成的内在动力,虽然仍未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却为后世重新理解植物能动性提供了思想基础。到了启蒙时期,歌德《植物变形记》中的“原型植物”(Urpflanze)打破了静态植物观念。他认为植物的形态变化体现了生命的内在创造力,叶片向花瓣的转化并非机械过程,而是植物持续自我表达的诗意活动。这种观点挑战了当时主流的机械论和分类学框架,不仅重新定义了形态学的哲学内涵,也启发了后来的现象学方法,使植物得以从观察对象转变为独立的生命存在,促使哲学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进入21世纪,植物哲学对传统认知范式进行全面解构。马修·霍尔从哲学与植物学角度,倡导重新评估植物主体性和伦理地位,批判将植物视为无意识、无感觉生命的观点,强调应尊重植物生命的独立性和尊严。在植物哲学方面,更具代表性的迈克尔·马尔德,提出把“植物性”(vegetality)作为一种新的哲学范式。他认为植物不仅是哲学思考的对象,更是思考的主体,因为植物具备分散式、非中心化的智能,这种“无脑思考”虽不同于人类的理性或意识驱动的思维,却展现出独特的生命智慧。马尔德批判从亚里士多德到海德格尔的哲学家视植物为低等生命、忽视植物特殊的存在模式:不同于封闭的个体概念,植物因持续与外界交换物质与能量而边界模糊,又因其为固着生物,它们更需要打开边界、保持开放才能与邻近生物形成互惠合作关系。杰弗里·尼伦则以福柯的生命权力理论批判植物被当作动物研究中的“背景生命”,主张植物的能动性应纳入生命政治的讨论,他将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对植物的剥削,比如现代农业通过单一作物种植、基因改造和农药使用,将植物简化为高产经济工具,剥夺其生态多样性。因此对当代植物哲学而言,在理论层面开启“植物转向”显得势在必行,在植物身上,生命并非争夺主权的战场,而是多元共生的网络。植物也不再只是人类认知的客体,而是指导人类如何“像植物一样存在”的老师。在气候变化形势日益严峻的当下,聆听植物智慧或许是超越文明危机的重要出路。


在上述思想转向中,人类学无疑为变革提供了关键的实证支持。田野调查获得的一手资料,不仅拓展了生物学研究视野,也为哲学思考注入新鲜活力。在尝试解释跨物种纠缠现象时,“自然—文化”二元论率先在人类学领域失效,并逐渐被人类与非人类存在者混杂共生的观念取代。爱德华多·科恩在厄瓜多尔雨林中发现了一种跨物种的符号交流网络:树枝的剧烈晃动与倒伏向猴子发出危险信号,美洲豹则把与自己对视的其他生物视为另一种“自我”,鲁纳人则通过观察蛇与蛙的行为预测蚁群的起飞时间。这种跨越物种界限的生命交流有力撼动了人类对“思考”的独占权,证明文化和思维并非人类专属,也不必然依赖语言媒介。在自然世界中,不同物种早已通过多模态符号建立了自身的等级与生存法则。另一项影响深远的研究则是罗安清对松茸的全球追踪调查,从美国俄勒冈森林到东京的拍卖场,她揭示松茸如何在核辐射区、战乱地带与工业废墟中顽强地繁衍生息。这种真菌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工业化生产体系的抵抗,因为松茸无法被人工栽培,只有依靠与其他物种的广泛交染(contamination)才能生存。罗安清的研究同样证明松茸的存在取消了自然与文化之间被人为设定的界限:采摘者的传统知识、跨国资本的定价策略、森林火灾的生态记忆等异质元素,共同构成了松茸独特的“行动者网络”,这个网络既是物质交换系统,更是跨物种协商的政治场域。

植物研究的范式转换昭示了非人类生命的能动性与复杂性,打破了传统认识论的局限。这种转变不仅影响了科学本身,也推动了哲学和人类学的理论革新。植物逐渐从边缘走向前台,挑战了人类中心主义对主体性与智能的垄断定义,为后人类时代的自然伦理提供了崭新的思想路径。生命各以独特的方式书写世界,人类的视角不过是这宏大叙事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2.栖居在大气之中

植物研究的范式转换体现了当代知识界在生命科学和生态认识论层面的突破:从静态分类到动态生成论的转变,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建构的革命,以及从神经中心主义到分布式智能的哲学转向。这一系列理论坐标,为理解埃马努埃莱·科恰的《植物生命》提供了必要的论域。科恰的植物哲学建立在这样的新现实上:生物并非被动地适应环境压力,而是通过新陈代谢和活动主动地改变自身与其他生物的生态位,于是人类中心主义所预设的主体与环境之间的静态关系逐渐丧失了解释力。植物的存在本身体现了一种动态关系,即主体与环境不断相互反转:植物既依赖环境生存,又同时塑造着环境。光合作用是植物完成自养革命的核心行动,科恰将其概括为“无须通过暴力就可以创造新世界”。与异养生物靠吞食和杀戮他者以维持生存不同,植物在不伤害其他生物的情况下亦能实现生命延续。这种革命起始于约24亿年前的大氧化事件,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推动地球从无氧的混沌状态迈入氧化的秩序。科恰将这一过程形象地称为“世界的流体化”,植物将固态地表和气态大气通过自身代谢活动联结为连续而统一的生命网络。因此,光合作用不仅是能量转换,更是一种“构造世界”的行动,使无机环境转化为生命能够栖息的场所。

在科恰的描述中,生命无论栖息于海洋、大气或陆地,实际上都从未离开流体环境。远古生命起源于海洋这一流体环境,后来迁移至陆地,继续栖居于另一种流体——大气之中。大气与水体一样,始终包围和渗透着生命。因此,只要生命持续呼吸,就必然处于沉浸之中。科恰由此提出,海德格尔的“在世存在”就是这种沉浸状态:主体与环境、身体与空间、生命与介质之间的相互渗透。在流体环境中,沉浸不是简单的物理并置或毗连,主体与环境并非彼此独立、边界清晰,而是既穿透对方,又同时被对方所穿透的共在关系。沉浸是生命存在的根本条件,也是生命得以发生和延续的介质和场所。就像水总是既在鱼的周身围绕,又在鱼的体内参与循环;空气也是既包裹着我们,又被我们吸入呼出,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物质成分转换。这种相互渗透定义了沉浸的拓扑学结构:主体穿透环境的行动必然同步于被环境穿透的行动。植物的光合作用就是这种双向性的终极体现:植物将阳光、空气和土壤转化为生命物质,同时也将自身的存在编织进大气层的化学过程中。因此,流体环境印证了“万物寓于万物之中”的哲学观点,水分子与鱼鳃的渗透、氧气与肺泡的交换、二氧化碳与叶绿体的结合,皆表明生命与世界的交互是一种彻底的相互内在性。


2024年,科恰以联合策展人的身份参与策划日本金泽21世纪美术馆的展览“与万物起舞:共情的生态学”,摄影:Yuasa Akira

在流体中,万物彼此接触、混合,却不会失去自身的形式和本质。事物既是容器,也是内容,容器与内容的角色总在不断翻转:场所成为躯体,躯体也成为场所;主体变成介质,介质也变成主体。就像植物根系穿透土壤时,土壤也经由矿物质吸收反向进入植物;人类呼吸时,肺部成为大气向内折叠的空间。这种持续处于“内容/容器”叠加态的事物,被科恰称为“混合体”,它类似于克莱因瓶(Klein bottle)的四维结构,体现内外无分、永恒翻转的拓扑学特征。混合体的概念呼应了布鲁诺·拉图尔的“杂合体”(hybrid)对自然与文化、人类与非人类的糅合,但区别在于,后者关注异质元素的重新组装和稳定联结,比如转基因作物是将生物特性、基因工程、专利制度等要素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实体。此外,混合体又比蒂莫西·莫顿的“超客体”(hyperobject)更彻底地摆脱了笛卡尔式主客二元论。超客体虽指超越个体感知的庞大物质(如全球变暖、互联网、黑洞等),但仍隐含观察者与对象的主客分离;而且在超客体中,原始物体被彻底卷入整体之中,其本质和性状已经受到不可抵挡、不可逆转的破坏。在斯多葛学派所设想的物体相互作用的三种形式(并置、融合、整体混合)中,“杂合体”和“超客体”更接近于融合,而“混合体”则是整体混合的表现形式:通过灵气/气息(pneuma)的共享,诸多实体在保持自身同一性的同时,又在其他实体内部延展自身,进而在相互渗透的状态下共同构成不可分割的拓扑连续体。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聆听音乐的体验恰如其分地显现了混合体的沉浸状态。音乐以空气振动的形式穿透听者身体,将身体转化为声波传递的载体。音乐响起时,空气分子有节奏的振动形成了“声学流体”,它从四面八方涌入听者,又通过听者身体向四周扩散,听者的耳膜、骨骼乃至内脏皆成为声音流(flux)传递的媒介。基于听觉建立的世界没有内、外部之分,没有对象化的封闭物体,而是充斥着强度不同的、连续的事件流。这样的体验无异于鱼在水中游曳:我们与音乐的关系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凝视,而是鱼随着海水起伏,二者在振动中共享相同的本质。所以对于何为“在世存在”的问题,科恰用一种拉图尔式语调予以回答:我们从未停止作为鱼而存在(Nous n’avons jamais arrêté d’être des poissons)。


植物生命:混合体的形而上学

作者:[意]埃马努埃莱·科恰

出版时间:2025年8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民说

作者简介:

埃马努埃莱·科恰(Emanuele Coccia),意大利哲学家,现任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时尚与生态学, 著有《蜕变》《感性生命》等。

译者简介:

傅小敏,先后就读于复旦大学、巴黎第一大学,主要从事当代艺术的理论研究与策展实践,著有《巡礼之年:从巴黎出发》。

内容简介:

我们很少谈论植物,也忘记了它们的名字。哲学总是忽视它们,甚至生物学也认为它们是生命之树的简单装饰。然而,植物赋予地球生命:它们创造了环绕我们的大气层,它们是我们赖以维生的氧气的源头。

植物体现了生命所能与世界建立的最为密切和基本的联系。从叶、根和花的视角来看,世界不是一种简单的物的集合,或包含一切的普遍空间,而是总体的大气、气候,是一种真正的混合形而上学之所在。

不同于讨论自然和宇宙的思想惯例,科恰将无限小与无限大结合在一起,创造性地阐释了植物的哲学意涵,进而重新定义了人类在生命领域中的位置。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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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责编:拓荒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