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是历史的见证

每一件都承载着时代的密码

在吉林省博物院

一件件陈列的藏品

串联起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脉络

从早期边疆与中原互动

到宋代瓷器工艺的卓越成就

这些珍贵文物无声诉说着

中华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

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汉予夫余的珍贵礼物

　　1968年，吉林省榆树县（现榆树市）刘家乡果树园出土的错金银“丙午神钩”铜带钩，堪称东汉工艺的杰作。其造型独特：鸟喙神人怀抱游鱼，鱼身可灵活摆动而不脱落。这般巧思源于分段铸造后的巧妙拼接，足见工序的繁复与精密。

　　带钩通体以错金银工艺装饰，11颗红宝石与绿松石错落镶嵌，色彩斑斓、交相辉映。背面錾刻错金铭文“丙午神钩君必高迁”，书风精美，既表吉祥祝愿，又显工艺精巧。

　　经专家考证，此带钩为汉朝赐予夫余国的珍贵礼物。夫余国是中国东北地区古代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与汉朝往来密切。而这枚带钩的精工华彩，恰是汉代手工业的至臻境界。

万里流转的中原瑰宝

　　1958年，吉林省辑安县（现集安市）出土了一件汉白玉耳杯。其双耳微翘的形制源于周代“羽觞”，曾在战国、两汉时期风靡一时，通常用作盛酒或盛汤器具。王羲之《兰亭集序》“曲水流觞”的“觞”即指此类器物。

　　此杯由新疆和田玉精琢而成，纵经两千载沧桑，未掩其光。它的形制与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玉耳杯极为相似，专家推测应为公元2至3世纪时，由中原王朝传入东北。

　　一件玉杯，从西域到中原，终抵东北边疆，跨越万里，凝结着文化交融的印记。

辽金交替间的人生感怀

　　1971年，吉林省大安县（现大安市）红岗子公社，一名学生在劳动时偶然发现一面八角形铜镜。谁曾想，这面直径26厘米、厚0.9厘米的器物，日后竟成为解读辽代历史的重要史料。

　　镜面光亮可鉴，镜背中央的半球形钮高1.4厘米，钮座周边铸有五行契丹小字。寥寥二十四字里，藏着镜主人对时光易逝的怅惘，也藏着对超然境界的向往。这些契丹小字尤为珍贵。契丹民族曾创制契丹大小字，在辽代与汉字并行，但因仅流行于贵族阶层，至明代渐成“绝学”。这面铜镜，也因此成为研究契丹文字与辽代社会的珍贵遗存。

　　镜缘的“济州录事完颜通”七个汉字，为这面辽代铜镜增添了更多历史信息。“济州”大致位于辽代黄龙府，“录事”为掌管文书的官职，显示此镜在金代被官署中人使用。金代对铜料管制极严，须经官府签押方可用于铸造。此镜上的题刻，正是辽金文化接续传承的鲜活注脚。

宋金瓷艺的雅致传承

　　1980年，吉林省舒兰县（现舒兰市）小城乡完颜希尹家族墓地出土的定窑白釉梅瓶，展现了宋代瓷器的雅致风骨。小口、短颈、丰肩、瘦底的造型，线条流畅优美，堪称中国瓷器的经典样式。

　　梅瓶，因口细可插梅枝而得名，又称“经瓶”，与宋代皇家讲筵制度有关，当时常用于盛放酒水。定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以白瓷著称，此瓶胎质细腻、釉色莹白，尽显宋瓷“雅淡”之美。

　　该瓶出土于金代重臣完颜希尹墓，既证明其主人地位的显赫，也印证了宋金时期的文化交流，反映出当时金代上层社会对中原瓷器艺术的推崇。

宋代青瓷的典范之作

　　官窑青釉贯耳瓶，2013年被国家文物局列为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之一，也是目前吉林省唯一一件。其造型古朴典雅，是宋代官窑瓷器的典范。其口呈椭圆形，长颈微束，扁圆腹，椭圆形圈足，颈部两道凸弦纹与空心筒形双耳相映成趣。整体仿青铜礼器形制，尽显沉稳庄重。

　　最引人注目的是其釉色与纹路：莹润肥厚的粉青色釉，如堆脂凝玉；器身布满的大开片纹，似轻风拂柳，含蓄自然；底足露胎处呈黑褐色，形成“紫口铁足”的典型特征，是官窑瓷器的标志性印记。

　　官窑继承了汝窑的石灰碱釉配方与多次施釉技艺，在北宋晚期越窑逐渐衰落、龙泉窑兴起的转折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此瓶不仅是宋代瓷艺的巅峰象征，更是中国千年陶瓷文脉的具现。

这些文物

见证了不同族群的交流互鉴

展现了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品格

连接起千年时光里的文明对话

它们是中原与边疆“握手”的印记

更是历代匠人智慧与匠心永恒的见证

凝视其光彩

可知历史从未远去

文明的印记

正于器物中熠熠生辉

策划：胡国香

记者：张博宇

统筹：牧小湘 赵露露

设计：姚锦声（实习）

学术指导：吉林省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