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治是一种旨在维持特定社会政治文明秩序的制度。中国传统社会也是礼治的社会，但是礼治与法治并非完全对立，它本身有一个庞大的体系。

《礼治三千年：制作与因革中的法理》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顾涛所著，顾教授费十余年之精力，撰著此书，既探究礼法枢要，从六经和历代典章中梳理“礼”和“法”，又呈现礼之本、礼之义以及礼法接轨，爬梳出婚礼、射礼、封禅礼等的含义与影响，扩及礼俗、礼法的演变和应用，并最终上升到礼学研究与中国式现代化、制作与因革中的法理，从而使这一古老的命题获得了当下的生命力。

内文选读：

礼学的一摊事务

古典婚礼的精神内核之所以在今天仍有重新检讨的必要，一方面固然与“五四”反礼教所掀起的家庭革命浪潮之洗礼直接相关，“中国传统的婚姻制度、礼节风俗就变成了‘野蛮’‘专制’‘腐败’‘迷信’的象征”，因此不仅广大民众厌之如粪蛆，学者们也弃之如敝屣，古代婚姻的形象被负面化、污名化。另一方面，记载古典婚礼仪节的经典——《仪礼》，历来学者苦其难读，而且这部经典是作为周代仪制设计的理想形态而存在的，并非某一时、某一地礼仪施行的实录，在历时演进与实地行用中，也并不以此为实操版流程图，异时异地各有依准，彼此间的差异俯拾即是，甚至出现了诸多过激、异化等现象。因此纵览古籍者如蔡尚思等，便可轻而易举地刺取出婚姻史上的大量弊端和阴暗面。

然而割断了与传统婚姻之间的联系，“西式文明结婚礼的传播，大体经历了由南到北、由口岸城市到省会城市、由城市到乡村的过程”，这一过程却给中国社会和基层带来了更为复杂而严峻的问题：“西方本身有一个强大的重家的传统，在这一系谱中，上有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中有经院派神学家的支持，晚近又有自由主义者的重新建构。为什么西方重视家庭的传统没有影响中国，而从柏拉图、卢梭到无政府主义这一反家庭脉络在近代中国大行其道？”与此同时，中国传统的家庭关系留在当今国际、国内学术视域中的，却一边倒向“缠足、大家庭、纳妾和狎妓为主题”的“黑暗、冰冷、罪恶、不健康与痛苦”。故此造成了左右为难的现实困境，中西方两面的传统资源均与当代中国格格不入，中国百余年来在“破”的惯性力量支配下，独身、离婚、丁克、啃老，以及生育率下降、只生不养、家教缺失、幼教贫乏等一系列社会、伦理问题日益积聚且渐趋深重。面对如此捭阖、焦灼的困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有学者提出要走出反传统的思维定势，实现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在这一继承、弘扬与转化中，杨志刚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说“谈论传统的转化，就决不能忽视礼的问题”，“对礼的传统进行创发性的阐释，就是一件带有开拓性的工作”。其实，如果我们追溯“五四”反礼教运动的发力源，“反礼教的目的，就是要去除礼教中违反情理自然的部分，也就是去除王纲和‘性恐怖’的钳制，恢复礼的自然本质”；“五四知识分子虽然大力破坏传统中的各种机制，却并非拒绝此传统，而是意在复兴”。对礼的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工作，恰恰是要将“五四”的精神实质与去伪存真之后的古典要义贯通起来。对古典婚礼尝试重新探索，正启发我们若能摒弃成见，改换思路，对原始文献史料进行扬弃式解读，则将使古礼之精蕴更多地焕发出当代新知。

与此同时，婚礼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的实践过程更需悉心钩沉，甚至东亚等国在历史上曾大量借鉴中国古礼，有成功的经验，也产生过诸多失误，均当深入探究。彭林曾考察过古代朝鲜，尤其是高丽时代在移用中国古礼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认为其时“对于中国礼制往往停留在外在形式的模仿上，使礼在许多场合中仅仅是徒有形式的‘仪’”。这种情况何止高丽时代如此，历代、各地均不乏其例。我们不能满足于蔡尚思《中国礼教思想史》般随手刺取式的例举抨击，也不能满足于陈顾远《中国婚姻史》般抹平纵横、拉成平面式的印象勾勒，而是要扎扎实实将各个时期、各个地域各类史料尽可能全面地予以收集、分析，将历史上婚礼的最真实面、纵深度和流动性丰富地展现出来。对礼制史上这一落地、变迁直至异化的过程研究不深，对礼制“变”所达到的极致与“不变”的那根轴看得不透，期以对礼典的精蕴能有足够的把握，同样只是一厢情愿。

礼学研究有紧迫的一摊事务横在我们面前。婚礼发展史的待开发，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分支。鲁迅当年在批判孝道时，曾微讽中国需要“真正的学究”：“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下。”儿童教育的发展史，同样是其中的一个小分支。中国有诗教、书教、礼教、乐教的大传统，更有父教、母教、家教、师教的小传统，“八教”要取信于人，就不能徒唱赞歌。“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礼记·昏义》）的每一项，均当进入专门史的视域进行一番扎扎实实的研究，把那大量的事实摆在读者的面前，有成功的，有半成功的，有走样的，也有失效的，让有志于古为今用者取鉴与自择之。礼学的一摊事务，需要历史学研究充分发扬“学究”精神，不畏芜杂，不怕繁难，沉下心来，俯下首来，将原来不入经史学家法眼的、关乎民众切身实利的一项一项社会史研究新课题，从故纸堆中发掘出来。

礼教之所以跌入“五四”炮轰的旋涡，正是长期以来的中国人满足于高唱礼化速效的赞歌，比的是谁嗓子高谁气场强，殊不知越是吆喝得厉害，越增加了反对派的厌恶，越失去了支持者的护佑。鲁迅的内心终究是亮堂的，他在1933年毕竟指出了一条复兴传统的充满荆棘的路，那就是朝着那阻碍实现传统创造性转化的一只只凶猛的拦路虎搏斗，此之谓“禹之功德”！百年即将过去，我们有没有找到捷径？还是朝向鲁迅所说的荆棘塞途中走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