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治是一种旨在维持特定社会政治文明秩序的制度。中国传统社会也是礼治的社会,但是礼治与法治并非完全对立,它本身有一个庞大的体系。
《礼治三千年:制作与因革中的法理》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顾涛所著,顾教授费十余年之精力,撰著此书,既探究礼法枢要,从六经和历代典章中梳理“礼”和“法”,又呈现礼之本、礼之义以及礼法接轨,爬梳出婚礼、射礼、封禅礼等的含义与影响,扩及礼俗、礼法的演变和应用,并最终上升到礼学研究与中国式现代化、制作与因革中的法理,从而使这一古老的命题获得了当下的生命力。
内文选读:
礼学的一摊事务
古典婚礼的精神内核之所以在今天仍有重新检讨的必要,一方面固然与“五四”反礼教所掀起的家庭革命浪潮之洗礼直接相关,“中国传统的婚姻制度、礼节风俗就变成了‘野蛮’‘专制’‘腐败’‘迷信’的象征”,因此不仅广大民众厌之如粪蛆,学者们也弃之如敝屣,古代婚姻的形象被负面化、污名化。另一方面,记载古典婚礼仪节的经典——《仪礼》,历来学者苦其难读,而且这部经典是作为周代仪制设计的理想形态而存在的,并非某一时、某一地礼仪施行的实录,在历时演进与实地行用中,也并不以此为实操版流程图,异时异地各有依准,彼此间的差异俯拾即是,甚至出现了诸多过激、异化等现象。因此纵览古籍者如蔡尚思等,便可轻而易举地刺取出婚姻史上的大量弊端和阴暗面。
然而割断了与传统婚姻之间的联系,“西式文明结婚礼的传播,大体经历了由南到北、由口岸城市到省会城市、由城市到乡村的过程”,这一过程却给中国社会和基层带来了更为复杂而严峻的问题:“西方本身有一个强大的重家的传统,在这一系谱中,上有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中有经院派神学家的支持,晚近又有自由主义者的重新建构。为什么西方重视家庭的传统没有影响中国,而从柏拉图、卢梭到无政府主义这一反家庭脉络在近代中国大行其道?”与此同时,中国传统的家庭关系留在当今国际、国内学术视域中的,却一边倒向“缠足、大家庭、纳妾和狎妓为主题”的“黑暗、冰冷、罪恶、不健康与痛苦”。故此造成了左右为难的现实困境,中西方两面的传统资源均与当代中国格格不入,中国百余年来在“破”的惯性力量支配下,独身、离婚、丁克、啃老,以及生育率下降、只生不养、家教缺失、幼教贫乏等一系列社会、伦理问题日益积聚且渐趋深重。面对如此捭阖、焦灼的困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有学者提出要走出反传统的思维定势,实现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在这一继承、弘扬与转化中,杨志刚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说“谈论传统的转化,就决不能忽视礼的问题”,“对礼的传统进行创发性的阐释,就是一件带有开拓性的工作”。其实,如果我们追溯“五四”反礼教运动的发力源,“反礼教的目的,就是要去除礼教中违反情理自然的部分,也就是去除王纲和‘性恐怖’的钳制,恢复礼的自然本质”;“五四知识分子虽然大力破坏传统中的各种机制,却并非拒绝此传统,而是意在复兴”。对礼的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工作,恰恰是要将“五四”的精神实质与去伪存真之后的古典要义贯通起来。对古典婚礼尝试重新探索,正启发我们若能摒弃成见,改换思路,对原始文献史料进行扬弃式解读,则将使古礼之精蕴更多地焕发出当代新知。
与此同时,婚礼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的实践过程更需悉心钩沉,甚至东亚等国在历史上曾大量借鉴中国古礼,有成功的经验,也产生过诸多失误,均当深入探究。彭林曾考察过古代朝鲜,尤其是高丽时代在移用中国古礼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认为其时“对于中国礼制往往停留在外在形式的模仿上,使礼在许多场合中仅仅是徒有形式的‘仪’”。这种情况何止高丽时代如此,历代、各地均不乏其例。我们不能满足于蔡尚思《中国礼教思想史》般随手刺取式的例举抨击,也不能满足于陈顾远《中国婚姻史》般抹平纵横、拉成平面式的印象勾勒,而是要扎扎实实将各个时期、各个地域各类史料尽可能全面地予以收集、分析,将历史上婚礼的最真实面、纵深度和流动性丰富地展现出来。对礼制史上这一落地、变迁直至异化的过程研究不深,对礼制“变”所达到的极致与“不变”的那根轴看得不透,期以对礼典的精蕴能有足够的把握,同样只是一厢情愿。
礼学研究有紧迫的一摊事务横在我们面前。婚礼发展史的待开发,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分支。鲁迅当年在批判孝道时,曾微讽中国需要“真正的学究”:“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下。”儿童教育的发展史,同样是其中的一个小分支。中国有诗教、书教、礼教、乐教的大传统,更有父教、母教、家教、师教的小传统,“八教”要取信于人,就不能徒唱赞歌。“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礼记·昏义》)的每一项,均当进入专门史的视域进行一番扎扎实实的研究,把那大量的事实摆在读者的面前,有成功的,有半成功的,有走样的,也有失效的,让有志于古为今用者取鉴与自择之。礼学的一摊事务,需要历史学研究充分发扬“学究”精神,不畏芜杂,不怕繁难,沉下心来,俯下首来,将原来不入经史学家法眼的、关乎民众切身实利的一项一项社会史研究新课题,从故纸堆中发掘出来。
礼教之所以跌入“五四”炮轰的旋涡,正是长期以来的中国人满足于高唱礼化速效的赞歌,比的是谁嗓子高谁气场强,殊不知越是吆喝得厉害,越增加了反对派的厌恶,越失去了支持者的护佑。鲁迅的内心终究是亮堂的,他在1933年毕竟指出了一条复兴传统的充满荆棘的路,那就是朝着那阻碍实现传统创造性转化的一只只凶猛的拦路虎搏斗,此之谓“禹之功德”!百年即将过去,我们有没有找到捷径?还是朝向鲁迅所说的荆棘塞途中走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