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地方与无地方》的学术突破与现实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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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与无地方》不仅是一部人文地理学的理论经典，更是一面透视全球化矛盾的棱镜。雷尔夫提醒我们，现代化不应以牺牲地方独特性为代价，而应通过文化传承、社区参与和以人为本的设计，赋予空间以意义与温度。

■黄贤金

人类社会所经历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正是“现代性所具有的无地方把根植在地方之中的历史与意义连根拔起”的过程。例如，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迅速的城市化进程，一些乡村聚落、城市街区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标准化的新乡村建筑空间，以及城市的高楼大厦、商业综合体。这些新兴空间，由于融入其中的人群缺乏文化根基和历史延续，不仅呈现出同质化的景观，也削弱了居民对地方的认同感，“身处何地”不再只是地理问题，更是一道关乎存在的哲学叩问。而遗产及自然环境保护、地方建造与品牌化等的兴起，又使得地方与无地方不再完全是彼此对立的。在此背景下，商务印书馆引进的译著《地方与无地方》（Place and Placelessness），为人文地理学带来了深刻的理论反思和全球视野的洞察。这部由加拿大地理学家爱德华·雷尔夫（Edward Relph）于1976年创作的经典著作，经传译，不仅为中文世界呈现了原汁原味的学术思想，同时也为全球化进程中“地方性消失”的问题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解答。

作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地方”领域的奠基之作，《地方与无地方》通过现象学的视角，深入探讨了地方在人类体验中的意义，以及现代社会中“无地方性”的兴起对地方感和身份认同的影响。全书呈现出以下几大特点。

从“地方”到“无地方”：理论脉络的重新梳理

雷尔夫将“地方”定义为承载人类经验、情感与文化意义的空间，而“无地方性”是指标准化、匿名化的空间生产模式，侵蚀了地方的独特性。他提出的“无地方”概念，已经超越了地理学的范畴，成为解析现代性空间异化的关键术语。译者通过审慎的术语处理，将“placelessness”译为“无地方”，既保留了原著的批判锋芒，并避免了过于抽象的术语所带来的理解困难。

在方法论层面，雷尔夫的“地方性体验”研究范式具有持久生命力。译著中关于城市郊区化进程的经典分析，揭示了工业革命带来的标准化和大体量的建筑形式，对地方造成了潜在的与实质性的破坏，从而将地方特质消解为“可复制的空间模块”。尤为可贵的是，这部经典并未止步于现象描述，还探讨了技术中介如何改变我们对地方的感受。作者指出，媚俗和技术所带来的非本真地方态度正在不断发展，四处蔓延。

全球本土化：无地方的辩证审视

全球化是地方性、区域性景观被解构的重要原因。例如，全球超级巨型游乐场或迪士尼化产物，往往都是将历史、神话、现实与想象的元素以超现实的方式糅合在一起，创造出怪诞且虚假的地方，这些元素都与特定的地理环境没有任何关系。

该书阐述了现代化经济体系对地方性的影响，并指出在经济环境的压力下，人类需求体现为集体主义，并需要公共引导，同时也被统一化的知识和标准化的商品所左右。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无地方的渗透更具复杂性。例如，“家”是个人认同的中心点，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或城市游民的居无定所，使得“家”的意义不仅因为社会流动的加剧而衰弱，还会因房屋功能的地理而被削弱，甚至也会因为情感化与商业化的凸显而式微。

跨文化译介的学术价值

对中文读者而言，《地方与无地方》译著的最大启示或许在于方法论自觉。当中国不仅城市面临历史街区更新与全球化冲击的双重挑战，而且乡村风貌及景观、乡村人口迁移也同样面临着无地方性的扩张时，雷尔夫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开阔的视野，重新唤醒了我们对空间意义的追寻，并为中国本土研究与空间实践提供了视角独特的认知。而译者对“无地方”现象普适性的强调，地方的内部和外部并非几何式，而是生存论上的结构。

《地方与无地方》的当代价值，在于它超越了简单的“保卫地方”怀旧叙事。它提醒我们，无地方性并非现代化的必然代价，而是资本与技术特定实践的结果。重建地方性不是要回到前现代的封闭共同体，需要在全球联结与文化根脉之间寻找平衡，培育一种既开放又独特的“地方意识”。

总体而言，《地方与无地方》不仅是一部人文地理学的理论经典，更是一面透视全球化矛盾的棱镜。雷尔夫提醒我们，现代化不应以牺牲地方独特性为代价，而应通过文化传承、社区参与和以人为本的设计，赋予空间以意义与温度。当下我们所处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是人类文明、社会经济、生态文明与空间转型高度融合的历史进程，地方性的消逝与重塑贯穿始终。《地方与无地方》译著恰逢其时，以其对地方与无地方性的辩证剖析，不仅丰富了中国本土的学术话语体系，更为探索具备人文关怀、自然环境保护的空间治理范式提供了思想资源与实践启示。

（作者系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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