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周是中国新时代戏剧创作的代表人物。其作品之丰、质量之精、剧种之多、题材之广、结构之巧、唱词之美，罕有其匹。这样的人物，在我看来，三百年难遇一个。

自2007年始，18年来，罗周共创作145部剧作，其中110部搬上了舞台。她三获中国戏剧剧本的最高奖——曹禺奖，多次获得“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奖等国家级综合大奖。这样的成绩足以说明罗周的戏剧创作已站在全国的最前列。她的创作涉猎广泛，从历史到当代，从传统文化到红色题材，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其内容几乎涉猎从春秋战国到现当代的所有历史年代。她以戏剧的方式生生为我们建构了一座鲜活的中国历史长廊。先哲名流、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布衣百姓，都在这个长廊中登场。这种百科全书般的戏剧创作，真的很难想象是一人所为，但又确实是罗周的一己之力。

罗周的戏剧创作几乎是全方位的爆发。她在创作话剧、音乐剧、舞剧之外，还悠游于京昆和各种地方戏之间，似乎无所不能——在江苏的锡剧、扬剧、淮剧之外，又创作了闽剧、秦腔、黄梅戏、采茶戏等。她对每一个剧种都能得心应手，好像真正打通了戏剧创作的任督二脉。

评价罗周，可以从多个维度拟出论题。比如，论罗周剧作的“双创”意义，论罗周剧作的结构艺术，论罗周剧作的诗性之美，论罗周剧作的题材特色，论罗周剧作的人性深度，论罗周对昆剧现代化的贡献，论罗周对地方剧种的提升，论罗周剧作的“三部曲”现象（昆剧“三部曲”、越剧“三部曲”、扬剧“三部曲”），等等。每一道论题都可以写出一篇大文章。

回到本源，罗周戏剧的魅力究竟在哪里？

我以为是诗性之美、人性深度和情感力量三大要素。

诗性之美，主要体现在剧作的文学性上，特别是集中体现在唱词上。罗周可能是当世最擅继承昆曲文学性的剧作家。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她在好几部剧作如昆曲《世说新语》和《瞿秋白》中都有用集句的手法写唱词，既是炫技，又恰到好处，雅到骨头里了，令人叫绝。这种集句是中国文人的传统文字游戏，但被罗周用得出神入化，仿佛信手拈来，毫不费力，足见其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当然文辞之典雅更是从普遍意义上而言的，其意象之丰盈、韵律之精致，是罗周所有剧作的共同底色，昆曲是如此，地方戏也是如此。

人性深度，则体现在罗周创造的人物形象上。秦腔《无字碑》中武则天王者的孤独，昆曲《六道图》中吴道子对艺术困境的痛苦，扬剧《郑板桥》中郑板桥对狗肉的嗜好，都被罗周写出了新的深度。这些孤独、痛苦、嗜好既是特定人物的行为特征，同时又化为剧中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或推动情节，或深化主题，或平添机趣。

情感力量，是罗周剧作最基本也最动人之处。情感是人的根本特征之一。文学是人学，戏剧更是人学。罗周剧作始终聚焦和把牢人物的情感内容。以锡剧《卿卿如晤》为例，林觉民的《与妻书》是一篇感天动地的旷世情书。罗周以此为题材，从林觉民之妻陈意映的视角切入，通过她的情感体验串联起革命者的家国大义，剧中通过她对丈夫的理解、隐忍与牺牲，将私情升华为对“天下人永福”的认同，让观众从“小爱”中感受到“大爱”的磅礴力量。再如昆曲《世说新语》之《迎妻》，罗周从原著的字里行间挖掘出人物内心的情感冲突。丁夫人将养子曹昂的死亡归咎于曹操，最终导致夫妻关系破裂。剧中通过两人对话交锋，揭开了曹昂战死的真相。丁夫人的怨恨不仅源于丧子之痛，也包含着对丈夫权力欲望的失望，情感从曾经的依赖与信任，演变为无法弥合的裂痕。这种裂痕，折射出权力与伦理的冲突。曹操的失误直接摧毁了家庭。丁夫人的决绝反抗，则是对传统男权秩序的挑战——她拒绝以“贤妻”身份隐忍，甚至以“废后”身份坚守对儿子的悼念，成为剧中反抗悲剧命运的女性象征。这种冲突在昆曲的古典形式下，被赋予了现代性的反思。

统而观之，在中国戏曲现代化转型的百年历程中，罗周的创作实践无疑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她以深厚的学养、跨剧种的探索与创新性的主题开掘，成为当代戏剧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

为什么新时代会产生罗周？

这要从内外两个方面去寻找答案。内因是根据，外因是动力。就内因而言，罗周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潜修十年，从本科到博士，最大程度地进行了文化储备。她在求学过程中又遇到昆曲名家指点，将天赋才华引导到戏剧创作上来。就外因而言，新时代对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强调，又为她提供了最好的外部环境和创作氛围。无论是“两个结合”的重大理论突破，还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要求，抑或对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感召，都汇成了新时代文化文艺的主潮。这一主潮极大地推动了罗周的戏剧创作，或者说罗周的戏剧创作直接响应了这一主潮的脉动。从昆曲《春江花月夜》到《瞿秋白》，从锡剧《一盅缘》到《烛光在前》，从扬剧《衣冠风流》到《郑板桥》，从昆曲《唐才子传》到《世说新语》折子戏，从闽剧《幻戏图》到秦腔《无字碑》，罗周以一部又一部佳作力作，带给观众一次又一次的惊喜惊奇。这些作品是新时代文艺催生的结果，其题材题旨无不契合了新时代文艺的精神。罗周遇到了最好的时代，时代遇到了最好的罗周。若更加宏观地、历史地看罗周戏剧创作，就会发现，她是新时代中国戏剧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或者说她的戏剧创作是中国新时代戏剧的最有力量的代言。

我以为，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寻求对罗周戏剧创作的历史定位。

一、传统戏曲精神的赓续者

在中国戏剧史上，罗周的创作呼应了汤显祖“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戏剧观，又接续了田汉、老舍等现代剧作家“以戏载道”的精神传统。她将学术研究与创作实践熔铸一体，在历史的褶皱处重构题材，在规矩中求破格，于传统中开新境，为中国戏曲的现代化转型树立了标杆。

罗周的创作始终以“守正”为根基，致力于激活传统戏曲的文化基因。她深入挖掘历史题材的当代价值，将传统戏曲的“诗化叙事”与“程式美学”融入现代戏剧思维。例如，昆曲《世说新语》系列以魏晋名士轶事为蓝本，既保留昆曲“一桌两椅”的写意传统，又通过“折子戏连缀”弘扬中华传统美学精神，再现了昆曲雅致与哲思并重的文化品格。扬剧《郑板桥》则以“哑铃式”的戏剧结构，将郑板桥的文人风骨转化为戏剧行动，使这部地方戏活色生香，又大大提升了扬剧的审美品格。这种对传统戏曲本体的深度理解，使她的作品成为“活态传承”的典范。

二、剧种现代化的探索者

罗周以“一地一策”的创作理念，推动多剧种的现代性转型。她精准捕捉不同剧种的美学特质——昆曲的雅致、扬剧的市井、锡剧的抒情、秦腔的苍劲，皆在其笔下焕发新生。

三、文学性与戏剧性融合的典范

罗周的剧本以“雅俗共赏”的文学品格著称，既保有古典诗词的韵律美，又兼具现代戏剧的张力。其作品常以精妙的意象群落构建诗化结构，比如昆曲《春江花月夜》，以唐诗意境为骨架，通过“生死穿越”打破线性时间，形成“诗剧合一”的美学范式。

四、戏曲生态建设的推动者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罗周作为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院长，不仅个人创作逾百部，而且通过人才体系建设推动戏曲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这种对于中国戏剧艺术的使命担当，特别令人赞佩。她为青年编剧建立从选材到孵化的培养机制，并身体力行与李政成、施夏明等表演艺术家深度合作，探索“文本与表演共生”的创作模式。通过青年演员担纲、经典折子戏连缀，既传承戏曲艺术精髓，又为新生代演员提供成长舞台，实现了“传帮带”的代际衔接。

总之，罗周的戏剧创作是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方法的成功实践，是文化自信和艺术自觉的生动展现，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戏曲样本。她以笔为舟，在传统精神与现代审美的激流中开辟航道，既让千年戏曲文脉焕发新生，又为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戏剧主体性建构提供了样本。某种意义上，罗周的戏剧创作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艺术成果之一。其作品真正达到了“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境界，不仅是当代戏剧史的重要收获，而且将成为未来研究21世纪戏曲转型不可替代的经典文本。

（作者刘旭东系江苏省文联原一级巡视员，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