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那场最揪心的痛。1992年，王晓棠守在丈夫言小朋的病床前，手紧紧攥着他的手，眼泪止不住地流。言小朋不是普通人，出身京剧世家，父亲是言派创始人言菊朋，可他自己却是个低调的男人，默默当了王晓棠一辈子的后盾。可就在18年前，他们唯一的儿子言群，才17岁，就因为肝炎走了。那时候王晓棠被下放到农场，连给儿子弄张看病的证明都难。她眼睁睁看着儿子没了气息，哭得撕心裂肺，心里全是悔，觉得自己要是没那个“身份”，孩子兴许能活下来。这份痛，像根刺，扎在她心上，一辈子都没拔出来。

丈夫走了，儿子也走了，这接二连三的打击，换谁能受得了？言小朋不只是她的爱人，还是她事业上的铁杆搭档。家里的事，儿子的事，全是他一肩挑。儿子走后，他心里那道坎儿就没过去，人一天天憔悴。王晓棠呢？她强忍着悲伤，硬是把眼泪咽回去，继续往前走。她常说，日子还得过，生活不能停。

王晓棠的韧劲儿，不是天生的，是从苦日子里熬出来的。她1934年出生在河南开封，那年月兵荒马乱，她还是个早产儿，体弱多病，眼睛也不好。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爸妈都是文化人，父亲画国画，母亲爱油画，日子紧巴巴，还得靠卖字画糊口。可她妈再穷，也要带她去戏园子看戏。这点艺术的火苗，就在她心里扎了根。

13岁那年，她在重庆巴蜀中学参加演讲比赛，一开口就惊艳全场，拿了第一。后来有个唱京剧的朋友看她有天赋，建议她学戏。她唱《铁弓缘》《红娘》，连昆曲《游园惊梦》都拿得下来。18岁想考上海戏剧学院，没想到学校那年不招生。正急得团团转时，演员黄宗英和赵丹夫妇出现了。黄宗英笑着问她：“小丫头，敢不敢参军当演员？”王晓棠二话不说：“只要能演戏，啥都敢！”就这么，她进了部队文工团。

进了京剧团，她拼命练功，还因为文化高，当了兼职教员。每天早上练嗓子、踢腿，晚上批作业到深夜。这股认真劲儿，让她立了三等功。后来调到话剧团，她跑龙套，演没台词的群众。可她不嫌弃，觉得自己是块金子，总会发光。195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神秘的旅伴》，导演一眼看中了安安静静看书的她。她演的彝族姑娘“小黎英”一炮而红，可她没得意忘形，反而学摄影、学剪辑，啥都学，为后来当导演攒本事。

事业顺了，爱情也来了。她和言小朋两情相悦，结了婚。1957年，她演了《边寨烽火》，拿了国际大奖，成了解放军文艺兵里第一个在国际上获奖的演员。1958年，她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丈夫也跟了过去。儿子言群出生，小日子美得冒泡。她和王心刚搭档，成了那个年代的银幕传奇，“男看王心刚，女看王晓棠”成了流行语。1963年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她一人分饰金环、银环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姐妹，演得太绝了，还写了万字心得，圈里人都服她。

好日子没多久，1969年，她和丈夫被下放到农场。苦日子让她眼疾复发，差点失明。可老百姓心疼她，偷偷塞吃的，鼓励她坚持。她咬牙发誓，要拍更好的电影回报大家。1975年，她回到八一厂，已经41岁，女演员的黄金期没了。她没认命，花六年准备，1982年自编自导自演《翔》，票房大卖，用实力打了那些质疑她的人的脸。

1988年，她当上八一厂副厂长。丈夫去世第二年，她挑起厂长大梁，还成了中国电影界首位女将军。厂子当时亏了八百多万，她大刀阔斧改革，用新人，拍大片，像《大转折》《大进军》都是她拍板干的。她每天骑破自行车上班，啃馒头咸菜，硬是把厂子从亏空扭到赚六千万，还建了影视基地。圈里人都说，她指挥拍戏像带兵打仗，霸气十足。

2000年，66岁的她又拍了《芬芳誓言》，讲两岸同胞的亲情，拿了不少奖。她对电影的爱，像是刻在骨子里的。九十一岁了，她还在公开场合挺直腰板，眼神里满是热情。她把失去亲人的痛，化成了对电影的热爱，把对家人的小爱，变成了对事业的大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