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倦智能手机的干扰，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功能简单的“傻瓜机”。从翻盖手机到高端定制机，需求虽旺，市场却因利润微薄而举步维艰。

今年，iPhone迎来了17岁生日。这款触屏设备彻底改变了我们对手机的期待，塑造了一代人的数字生活。然而，智能手机带来的便利也伴随着代价：它们吞噬注意力、干扰睡眠，甚至加剧心理健康问题。科学研究和个人体验让人们开始反思，是否值得让整个世界触手可及。

于是，“傻瓜机”悄然走红。这些设备回归基础，只能打电话、发短信或设置闹钟。有的像90年代的翻盖手机，有的则是高价的“降级”智能手机。父母用它们保护孩子免受社交媒体的诱惑；建筑工人和农民青睐其耐用性；老年人喜欢其简单操作；还有人只是买不起动辄500美元(约4000人民币)的智能手机。青少年中甚至掀起一股“新卢德派”风潮，抛弃社交媒体，拥抱简单。

我自己也忍不住想试试。2000年代初，我家没有游戏机，我在朋友家疯狂玩《光环》和《无主之地》，常常晕头转向。后来做记者，我沉迷于Twitter的信息洪流，下班后还会刷几个小时的“末日滚动”。疫情期间，我戒掉了Twitter，却又陷入了Instagram短视频的泥沼。智能手机让我疲惫不堪，换“傻瓜机”似乎是个完美的解脱。

但实际操作比想象中难。我花了好大力气才找到一款合适的设备，网上关于“傻瓜机”的评测少得可怜，远不如智能手机的铺天盖地。最终，我在作家Jose Briones的“傻瓜机查找器”网站上选了一款CAT-S22翻盖手机，价格69美元(约550人民币)。它能用谷歌地图，挂断电话时还有清脆的“啪”声，颇有复古情怀。

用了一段时间，我发现问题不只是评测少。尽管需求在增长，手机厂商却对“傻瓜机”兴趣寥寥。Counterpoint Research的数据显示，2023年美国的功能手机仅占手机市场的2%，但年销量仍达280万台。这些设备简单、便宜、耐用，适合特定人群，比如老年人和体力劳动者。然而，智能手机占据了新机销售的绝大部分，利润丰厚的大厂不愿浪费资源开发低利润的“傻瓜机”。

“科技巨头压根不想让你少用智能手机，因为硬件赚不了多少钱，”Jose Briones说。他2019年就放弃了智能手机。像三星这样的大厂，靠半导体等业务赚取数十亿美元，功能手机的收入对他们来说微不足道。市场分析师Thomas Husson认为，功能手机的利润率低得可怜，长期生产难以为继。更糟的是，这些设备依赖的2G和3G网络逐渐退役，许多工作又要求手机具备应用功能，功能手机的市场前景并不乐观。

但也有公司在尝试突围。纽约的Light公司推出了一款“轻手机”，定价299美元(约2400人民币)，主打极简设计，屏幕类似电子阅读器的电子墨水屏。它能打电话、发短信、记笔记、听播客，甚至导航，但刻意避开社交媒体的干扰。联合创始人Joe Hollier说：“我们不是要做反科技的傻瓜机，而是打造一款有意的极简手机。”瑞士品牌Punkt也推出了售价750美元(约6000人民币)的简约智能手机，瞄准高端市场。

还有更独特的方式。美国公司Ghost Mode不生产手机，而是将谷歌Pixel 6a改造成客户指定的极简版本，锁定设置，售价600美元(约4800人民币)。这种服务吸引了想减少数字依赖又不愿完全放弃智能手机的高端用户。

我自己的“傻瓜机”实验却不太顺利。买的CAT-S22到货前一天，生产商Bullitt宣布倒闭。我试用了一周，确实能打电话、发短信，还能用几个通讯应用。每天的网络使用时间骤降到一小时，我更专注于书本和音乐。但我实在想念我的电子书应用。

最后，我回到了那台破旧的三星Galaxy A32，但加了个新策略：装了“极简手机”应用，把花哨的图标和背景换成黑白界面，只保留通讯必备的Messenger、WhatsApp和Discord，其他应用全删了。意外的是，我并不怀念那些被删的应用。或许，真正的解脱不在于换手机，而在于学会掌控自己的数字生活。

本文译自 BBC，由 BALI 编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