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按语：

界面新闻报道，民政部近日发布了2024年二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对数仅为343万对，与去年同期的392.8万对相比，减少了49.8万对。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上半年结婚登记数仅为2014年同期694万对的一半左右。长期追踪结婚登记数据的人口学者何亚福向界面新闻指出，如果按照往年规律推算，预计2024年全年结婚登记对数可能约为660万对，这将是自1980年以来的最低值。

近年来，诸如“是什么绊住了年轻人婚恋的脚步”“年轻人在婚恋问题上为何不积极了”此类的话题频频在公共舆论场被热议，当下年轻人婚恋行为的结构性变化愈来愈多地引发社会关注。

耶鲁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戴慧思（Deborah Davis）2017年结束了在上海的田野调查，直到2023年秋季重返中国，时隔六年她注意到，令中国城市年轻人向往婚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今年5月于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2024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戴慧思分享了她对中国城市婚恋状况的多年研究。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荣休教授上野千鹤子也以日本社会的相关数据，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视角理解东亚结婚率和生育率的整体下降趋势。

当代婚姻与性解绑，

被视为商业合作伙伴关系

戴慧思在耶鲁大学社会学系任教40年，她的著述推进了学术界与公众对当代中国的消费社会、城市化、家庭与婚姻的理解。戴慧思的研究侧重于北京、上海等中国城市地区，她认为虽然中国的地域差异明显，但就婚恋趋势而言，大城市居民的生命经验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我的研究一直关注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日常生活如何被人口、法律、经济和政治等宏观层面的变化所影响。”

戴慧思的研究经历伴随着中国婚姻法的变化：2003年起，人们不再需要得到雇主许可即可离婚；2011年婚姻法《司法解释三》颁布，规定法律首先考虑的是离婚财产分割时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血亲原则，防止子女的短暂婚姻可能带走父母一半的积蓄，损害出资父母的利益——于是，当下的《婚姻法》似乎同时呈现出家庭主义（血亲利益优先）和个人主义/市场主义（私人财产保护优先）这两个面向。

2014年，她注意到了婚前协议特别是“忠诚协议”的出现——结婚双方约定，如果一方在婚姻中不忠，就要支付对方一定金额的赔偿——这是一个仅在中国出现的独特现象。戴慧思认为，1949年后，为提升女性地位，新中国赋予了女性平等的婚姻财产所有权（无论该财产来自男方还是女方），然而至2010年代，婚姻制度已在很大程度上被私有化，于是人们发展出一套新的应对策略，即将婚姻看作一段商业合作伙伴关系，以合约确认义务、约束行为。

2019年，戴慧思在合著论文《家庭重新登场：中国婚配市场中的代际影响》（Reinstating the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Influence on Assortative Mating in China）中，通过调研出生于1980-1989年的上海年轻人发现，这一代的中国城市年轻人比1950年代的同龄人更有可能依赖父母来确认结婚对象。

戴慧思论文数据图

她观察到，截至2018年，结婚在中国社会中依然被普遍认为是成人的必要步骤，但“性革命”已经发生——婚姻与性解绑，至少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婚前同居已被普遍接受。但生育行为依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在婚姻内部，这与上野千鹤子提及的日本社会的情况相同。上野千鹤子认为，浪漫爱的意识形态，即爱情、性与婚内生育的“三位一体”，在日本社会已然消解。

不婚接受度提高，

男性更相信“一生一世一双人”

2023年秋，戴慧思再次访问北京与上海。由于缺乏具体研究计划，她将2023年至今对中国社会的观察称为“印象”，而非有着严密论证的发现。但她确实相信，此前就中国社会的婚姻与亲密关系发表的观点很有可能已经失效，“让城市中的年轻男人和女人渴望婚姻的一些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在五年时间里发生了剧烈变化。”

其中包括大学毕业生就业情况的变化。戴慧思认为就业情况或许不会影响年轻人投身亲密关系，但几乎肯定会影响年轻人的婚姻决策。与此同时，性别失衡加剧，年轻女性在职场面临更多歧视，在求职面试、薪资差距和升职中面临更多障碍。

她还指出，新冠疫情或许也对年轻人的婚姻决策造成了心理影响。另外，离婚冷静期等提高离婚门槛的法律措施，或许也让一部分年轻人对婚姻关系望而却步。

戴慧思认为，当下中国年轻人更加明确地拒绝婚姻，而他们的父母对此也持更加接受的态度。“很多单身的年轻人告诉我，他们的父母尊重他们，认为结婚还是不结婚都是他们的人生决定。”有趣的是，2021年底微信上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男性比女性更相信能投身一段持续终身的亲密关系，对唯一的伴侣保持忠诚。具体而言，44.4%的受访男性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受访女性中给出肯定答案的比例为30.4%，更高比例的受访女性对此表示怀疑或拒绝。

戴慧思对这一发现并不感到意外。在她看来，1956-1982年的经济、人口和政治环境降低了城市家庭的性别差异——婚姻与性高度绑定、福利分房制度让住房所有权不复存在，绝大多数城市女性都要参与工作，女性对家庭的经济和劳动贡献与丈夫持平甚至更多——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城市地区的性别差异再次拉大，婚姻与性解绑、商品房制度和婚姻法新规让男性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些问题中，我们都在看到性别分歧，冲突也更加明显。上述微信研究揭示了一个性别差异，即男性似乎比女性更加支持既有的（婚恋）规范。”

在长达45年的田野调查中，戴慧思注意到，当国家收回对普通人生育、家庭财产和性行为事无巨细的干预，人们不再会因为出轨而被送去劳改、能够以个人欲望为原则在公共领域行动——这在其他社会或许会被称为“新自由主义”——但在中国具有巨大的个人解放意义。在她看来，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国家将再次试图干预私人生活。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相信很多事事关个人选择，“私人领域比人们预期得更加强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