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炯回到了那个十几平方米的隔断房里，抽油烟机上还挂着他头天洗的袜子。他本科毕业，想留在北京追梦，但也只找了个房产中介的工作。即使是这个家徒四壁的房子，一个月光房租就1700，还要吃饭等等开销，一个月最少也得5000。雅琴的摄影工作室已经入不敷出很久了，好不容易等来的一个订单黄了之后，各种压力在那一刻爆发出来。几个大学同学兼合伙人大吵了一架，工作室也就此作鸟兽散，快两年的时间忙了个寂寞。和他们同年毕业的姗姗正在收拾行李。考研第二次又没上岸，她打算先回家透口气，但又有点怕见爸妈。一年时间就这么过去了，身边的人都陆续安定下来，而她的下一站在哪，她还不知道。这些年轻人的生活现状，都被一部叫《浪花儿》的纪录片真实地记录下来。这并不是一部鸿篇巨制，却用镜头真实捕捉到了在AI突飞猛进的当下，这些鲜活面孔的欢笑与迷茫。而现在，导演齐炎焱正把这些情绪打包装进一辆房车，把这些真实的影像，传递给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跃入人海，方向不同

北京像素小区是个北京人不那么爱去的地方。住宅的密度太高了，以至于从下往上看去，就像是一座巨大的蜂巢。而繁忙的工蜂们，则每天出入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小区外停着一台有点破旧的依维柯房车，车身上的拉花写着电影上映的时间。清晨六点半，齐炎焱和丈夫老李还有剧中的人物姗姗一起把宣发物料装上车，准备跋涉上千公里，去十四个城市路演。

《浪花儿》是全自费拍摄的，为了拍这部电影，导演把酒仙桥的房子租出去了。至于宣发，也只能亲力亲为。想来想去，还是房车最合适，既能和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们见见，又能省下数额不菲的交通和住宿。至于票房，那只能听天由命。

姗姗的工作时间比较自由，所以这次电影的路演，她特意来帮忙。电影里的那些人，如今的生活现状迥异。但回想起大学毕业时的场景，那些兴奋、紧张、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心情，依旧历历在目。

导演和姗姗，大概就是那会认识的，一晃七年过去了。大三的时候，姗姗和同学一起开的摄影工作室还挺红火，但当时间到了毕业前，一切就都变了样，大家的心都不在这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即将到来的未来的恐惧。

“毕业即失业”“父母催婚”“天价彩礼”“房贷”“裁员”这些被各类媒体无限放大的概念标签，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个人，大家虽然嘴上不说，却又心照不宣。

齐炎焱认识这些年轻人是在他们去云南考察的时候。一路上，她看见了他们最真实的样子，有热切，有倔强，也有怯懦、困惑和迷茫，复杂又鲜活。回想自己毕业那会儿，和“经济上行期”相伴的是欢声笑语，即使是前途未卜，大家似乎都过得比较轻松。而眼前这群年轻人的状态，和她当年毕业的时候不太一样，和网上那些“过来人”随手贴的负面标签也不一样。于是，她萌生了拍部纪录片的想法。她觉得，这似乎能记录下一个与众不同的时代，也能让更多人了解年轻人真实的心态和生活。

雅琴是姗姗的同学。临近毕业的时候，她本想把那个大学时候开起来的工作室继续做下去，但是，面对淡季收入的不稳定，友谊工作生活交织在一起，这些琐事儿让所有人都不开心，最后工作室也闹得不欢而散。

这也打乱了雅琴原本的计划，她不得不试试别的门路，想着先去深圳探索一下新的机会，挽救一下工作室。后来又辗转去了杭州，从“摄助”干起，算是把这条路趟明白了。

职场上从来没有“怜悯”，没有校园里老师的循循善诱，如果做不好，只有“眼神责备”和“语言责备”两种方式。开始的时候，雅琴连灯都打不好，被“骂”几乎成了常态，她哭着对自己说：“骂着骂着就会了”，直到摄影师都觉得这孩子有股子“韧劲儿”，开始认真地教她。后来她留下了，而当时的那个拯救工作室的想法，也慢慢淡了。

雅琴去深圳的时候，疫情刚刚结束，姗姗也准备去那儿碰碰运气。她先是找了份设计公司的工作。短短三个月里，她觉得生活里充满了重复劳动和无意义感，无时无刻不在一种“内耗”的状态里。后来偶然有个机会可以进剧组，她果断辞了工作，去剧组做影视美术，继续追自己的电影梦。

剧组是个晨昏颠倒的地方，从天黑拍到天亮是常有的事。高强度的工作，高压力的环境，时间一长，身体先报了警。她觉得这种高强度的生活没法持续，于是忙里偷闲，在项目间隙，去了趟景德镇，在那里烧瓷、喝茶、晒太阳，试图通过创造一些美好的器物来疗愈休息。

直到《浪花儿》拍完之后，姗姗才知道自己是王炯的暗恋对象，所以当姗姗到了深圳之后，王炯也默默跟了去。但在深圳讨生活并不像在学校那么容易，像他这样的应届生，能找到的工作很有限，辛辛苦苦一天，工资大概只够吃一天的盒饭。对王炯来说，深圳这样的陌生“副本”，开局就是地狱难度。

这也是他第一次感觉到生活的艰难。现实就是，大学学了四年的专业，到了社会上养活不了自己，于是他想着另辟蹊径。王炯是北方人，从小就对曲艺感兴趣。看到德云社“龙字科”在线招生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就报了名。直播海选过了的那天，王炯把熟睡的爸妈都喊起来，然后又看似云淡风轻地打了个电话给姗姗。

德云社在北京，王炯想着一边等着一边找个兼职，毕竟后面还有考试。他把德云社剧场附近的商家问了个遍，最后找了一个房产中介的活儿。房产中介要穿衬衫西服，工资还没挣到，先倒贴了几百块。没什么经验和资源，房子卖的也不太顺，更多的时候，是帮着店里发发传单。

进了德云社，他突然觉得自己并没有那么出类拔萃，同侪当中人才济济，他不是最优秀的那个。留下，可能会面对更大的生存压力。最终，他还是选择了默默离开北京。

成长之痛

姗姗、雅琴、王炯之外，是当下年轻人普遍的焦虑。在拍摄《浪花儿》的时候，齐炎焱发现那些新生入学时的朝气和希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被消磨。

齐炎焱记得一个潮州的女孩，大一刚入学的时候，聊起未来满是憧憬与希望。到了毕业那年，那个曾经健谈的姑娘变得沉默寡言。齐炎焱问她怎么变化这么大，她说，以前她觉得自己的人生有无数种可能，但现在快毕业了，她仿佛一眼就能看到尽头，身边的同学想法也大都一样。

在年轻人的世界里，二十二岁之前，人生似乎有一个标准的公式。只需要认真读书，考上大学，然后一切似乎都水到渠成。直到社会真的把选择权交给你的时候，你又开始变得茫然和手足无措。

亚历山德拉·罗宾斯和艾比·威尔纳把这种发生在青年时期，对未来感到迷茫和不确定的状态称为“1/4人生危机”。这个年纪的年轻人一边拥有着无限的可能，一边又不可避免地被既定的社会法则所规训，而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相对稳妥的选项。

社交平台上，刚有人发帖子说“秋招就算不顺利，人生也不会轻易完蛋的”，但只要你点进去，相关推送立刻指向“秋招信息汇总表”，感觉就像是错过了秋招，人生就会变得万劫不复。年轻人都害怕三十岁的到来，怕到时候跟身边的人一比，还是一事无成。他们形象地把这段时间称为“人生的梅雨季”，焦虑、迷茫、不安的情绪，就像黏在皮肤上的空气一样，无论如何也甩不掉。

小红书上，许多年轻人发帖讲述自己在“人生的梅雨季”的感受

回家的王炯，每天被母亲催婚。他不想扫了父母的兴，但尽管人去相亲了，身体却在不自觉地对抗；雅琴和父亲处在一种互相不理解的状态，父母觉得供她上学不容易，赶紧找个安稳的工作，而雅琴还想着自己闯一闯；网上总是说年轻人“躺平”“摆烂”，却很少有人设身处地看到他们的生活现状。齐炎焱觉得，这些年轻人的内心，似乎从未被真正的理解过。

她作为“过来人”去观察年轻人，也不想呈现出他们想给外界看到的那一面。她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镜头，尽可能真诚地呈现年轻人真实的生活，让观众能够感受到，二十几岁的人生就像浪花儿，跃动着，不断向前奔涌，哪怕是最后变成了沙滩上的泡沫。

为年轻人做点什么

齐炎焱并不是科班出身的导演，萌生出拍一部纪录片的想法，是在认识了这些可爱的年轻人之后。有点像是命运的安排，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她拿起摄影机，记录下这群年轻人的生活点滴。

和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一样，齐炎焱决定把这些年轻人的迷惘困惑与梦想带上房车，完成一次从中国北方到南方的穿越之旅。

她没有拍摄经验，没有投资，也没有宣发团队，耗时四年去记录这群年轻人。这期间，她把自己在北京酒仙桥的房子租了出去，房租的差价还有画插图的散活儿是收入的主要来源。

她一个人就是一个剧组，拍摄、剪辑、后期......再到影片上映，她用“纯”去形容这部独立影片。她的投入和专注也赢得了拍摄对象对她的信任。雅琴可以毫不掩饰的争吵、哭泣；王炯也把她的镜头当树洞一样吐露心事。

拍摄的四年里，闺蜜大俞说她有一整年没见过齐炎焱。为了跟拍王炯，她在邯郸租过一间老破小，屋里烧不了水，空调是个摆设，除了会响，没有一丝热气，睡觉得盖两床被子。那会儿雅琴在杭州，她开着车往返于机场和高铁站。

齐炎焱的小猫

令她难以释怀的，是养了十六年的猫在拍摄期间走了，她甚至都没能陪在身边。丈夫老李给她写了一封“喵星来的信”，信里以小猫的口吻说：“亲爱的妈妈，别难过～我在喵星很好，我的岁数最大，他们都把好吃的先让给我。”齐炎焱这才慢慢能面对这一切，相比她身边的年轻人，每个人都在用力地活着，自己也没有停下来的理由。

回到北京后，齐炎焱把自己关进工作室剪片子，有时候一周都不出门。剪累了就往沙发上一倒，醒了再接着干。工作室的玻璃墙上贴满了便签条，每种颜色对应一个人物。她把便签当成剪辑的时间线，试图从将近800个小时的素材里捋出一条故事线。最初的片子有28个小时，舍不得删。用了两年，才是影片今天呈现的样子。

片子里有个场景，毕业的时候，雅琴、姗姗、王炯和一群朋友聚在一起。雅琴说还缺一个会跳舞的，王炯立刻手舞足蹈起来，四肢不太协调，一屋子人快乐地笑着。这才是他们这个年纪该有的样子，齐炎焱说，这是她最想留下来的东西。

每一朵浪花儿

都有自己的影子

房车带着《浪花儿》再次回到山东，又回到了最初出发的地方。

初秋的济南，已经有点起风了。傍晚，齐炎焱他们到了营地，在空地上支起幕布，搬出折叠椅，举办一场免费的露天电影，她想让年轻人看到自己的影子。她说这次路演的名字是“找你玩”，大家看完不用急着走，就当是一场朋友聚会，吃点东西，唱唱歌，想聊的就留下聊一会儿。齐炎焱说，这让她想起二十多年前在北京小西天的电影资料馆里看文艺电影的感觉。

有个观众看泪目了，她觉得自己和雅琴一样，不喜欢现在的工作，又不知道辞了以后还能干什么。另一位大叔讲起自己年轻时北漂的经历，说看完电影才想起来自己当年也焦虑过，“但人都是健忘的”，可能孩子和父母之间的互不理解，就是这么来的。

姗姗的父母一直是那种不太会夸人的家长，很少对她说肯定的话。长沙路演结束那天，珊珊意外地看见母亲哭了。亲眼看着女儿在现场忙前忙后的样子，母亲觉得，这孩子真是长大了。

去年，《浪花儿》在平遥国际电影节获奖了。宣布结果的时候，雅琴、姗姗和王炯在台下哭成一团。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别人关注他们

齐炎焱自己也没想到自己还能得奖，在路上，她又看到了威海的海边，浪花儿奔涌着拍上岸边的岩石，碎成水沫，却也因此成了风景。

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注脚，每个人都难免要经历一些挫折和碰撞。但或许多年以后，那些振奋的、向上的、悲伤的、意难平的瞬间，就像潮头的浪花一般绽放，成为每个人最为精彩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