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中最触动我的，不是那8个月的漫长拉锯，而是周先生在明知已经缴错钱的情况下，没有一味等着退款，而是先戴上老花镜，凑近手机，逐位输入自己真正的车牌号，把该交的18元停车费先交齐了。

　　他以为错了就能改，缴错的钱就能退，这是普通人最朴素的是非观。可这份本分和体面，撞上的却是一套冰冷的话术：“无法确认缴费人是否车主本人。”而事实上，两笔订单就摆在后台系统里，车牌号仅尾号“5”与“6”之差，停车地点、时间、金额清清楚楚。核实一下，真的不难，难的是没有人愿意为一个老人的52块钱多打一个核实电话。

　　作为记者，我不过做了件很小的事，追问了几句，拖了8个月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这让我感到职业的价值，也感到一种无奈：如果这52块钱没有遇见媒体，是不是还要再拖上8个月，甚至更久？说到底，卡住他的不是技术，不是流程，是人心，是那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是那种“你证明不了你能怎么办”的傲慢。

　　52块钱已经到账，可这本不该靠一通记者电话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