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册亨县检察院干警深入案发地村组，开展“警惕法律服务陷阱”专题宣传，提醒群众警惕“土律师”代理陷阱，增强群众资金及银行卡保管意识。

　　一张薄薄的银行卡，承载着一位丧偶妻子的全部希望。她以为托付的是能帮自己讨回公道的“能人”，却不料对方拿着她的银行卡，侵吞了到账的赔偿款。经贵州省册亨县检察院提起公诉，2026年1月15日，法院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韦某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6万元。

　　委托“土律师”索赔

　　2014年，册亨县农村妇女王某遭遇重大打击，其丈夫在广东务工时因交通事故不幸身亡。这个变故让本就不宽裕的家庭雪上加霜，目不识丁、毫无法律知识的王某，在丧夫之痛与生计窘迫中孤立无援，索赔无门。

　　手足无措之际，熟人将当地小有名气的“土律师”韦某介绍给了王某。熟人称韦某“经验丰富”，常帮乡亲处理纠纷、代理诉讼，能帮她讨回公道。悲痛无助的王某找到韦某，委托其处理赔偿事宜，双方约定以最终获赔金额的10%作为韦某的报酬。

　　其实，韦某并无法律服务执业资格，既非执业律师，也不是合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所谓“办案经验”只是凭人情世故处理简单纠纷。韦某接下委托后，带着王某来到广东省中山市，委托正规律师代理此案。

　　为方便接收赔偿款、避免来回奔波，韦某提议王某办一张银行卡，王某欣然同意。韦某以“方便及时查询到账、避免耽误流程”为由，劝王某将银行卡预留电话设为他的电话号码，又以“你不识字，记不住密码易误事”为由，与王某共同设置密码，最后以“帮你对接律师、扣除费用后一并交付，省得你跑冤枉路”为由，提出由其暂时保管银行卡。

　　因对银行、法律流程一窍不通，加之丧夫之痛的打击，王某便将银行卡交给韦某保管，却没想到这一交便交出了丈夫用生命换来的全部保障。

　　赔偿金被“救星”花光

　　在律师代理下，案件进展顺利，被告最终同意支付35万元赔偿金。扣除律师费和韦某的劳务报酬后，剩余的25.2万元理应全部归王某所有。

　　2014年8月，第一笔11万元赔偿款到账。韦某收到通知后告知王某到账情况，以“余款未结清”为由继续持卡，王某对此深信不疑，耐心等待。

　　一周后，剩余款项到账，韦某选择了沉默。当王某询问进展时，他用“流程慢、钱款未到账、有空去广东核实”等谎言敷衍，暗地里却多次持卡取款，将25.2万元全部用于个人投资和挥霍。

　　这场谎言持续了7年。7年间，王某无数次询问赔偿款进展情况，韦某每次都找各种借口搪塞安抚，王某却始终未怀疑这位“救星”，更不知赔偿金早已被侵吞殆尽。

　　直到2021年，在亲友的提醒和协助下，王某才去查询银行卡流水，得知卡内早已分文不剩时，才在亲友陪同下持流水单找韦某质问。为拖延时间、逃避责任，韦某被迫与王某签署还款协议，承诺2021年底还清25.2万元。

　　此后，王某多次催款，韦某始终以投资失败、没钱还款等理由推脱，分文未付。直至2025年，还款协议签署四年后，韦某仍未履行承诺，走投无路的王某才选择报案。

　　认罪认罚后翻供

　　案件被移送审查起诉后，韦某辩称，赔偿款到账后其已告知王某，该笔钱款是其向王某的借款，双方系民间借贷纠纷，并非刑事犯罪。该案究竟是经济纠纷还是刑事犯罪？若是刑事犯罪，韦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侵占罪还是盗窃罪？

　　案件办理初期，因时间跨度长达11年，部分证据灭失、现有证据薄弱，册亨县检察院两次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并主动开展自行补充侦查。办案检察官细致梳理资金流向、固定韦某取款证据，核实其持卡经过、隐瞒真相的细节，查清还款协议签署背景，厘清王某7年未拿回银行卡的原因，逐步补强证据锁链，明确案件性质。

　　检察官认为，韦某持卡不等于享有资金占有权，王某交卡仅为方便查询、协助对接律师，并未放弃资金所有权，韦某的行为超出委托权限，实质是秘密转移他人资金并据为己有，符合盗窃罪构成要件，事后还款协议无法阻却犯罪成立。检察官向韦某阐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韦某在审查起诉阶段自愿认罪认罚。

　　2025年11月7日，检察机关对韦某提起公诉。然而，庭审中韦某当庭翻供，再次辩称款项是借款，其辩护人提出罪名异议及诉讼时效抗辩。公诉人沉着应对，逐一出示证据，围绕案件核心事实举证质证，指出韦某翻供理由与证据矛盾，其曾利诱王某补签协议的行为，进一步印证其非法占有目的。

　　2026年1月15日，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意见，认定韦某构成盗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6万元，责令其退赔被害人25.2万元。

　　案件办结后，册亨县检察院并未止步于个案公正。该院意识到，基层群众尤其是文化程度低、法律知识匮乏的农村群体，易被“土律师”“黑代理”欺骗，且银行卡保管、大额资金监管意识薄弱。为此，该院以该案为典型，组织干警深入乡镇、社区开展“警惕法律服务陷阱”专题宣传，通过多种形式，用通俗语言明晰正规律师与“土律师”“黑代理”的区别，揭露其欺骗套路，剖析代管资金等行为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