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张佩国在其新著《不负桑梓》中，以历史人类学视角深入嘉定善堂、佛山祖庙、海宁塘工等具体场域，揭示出清代绅商参与善举的多重面孔：既有践行儒家济世理想的士人，也有借此提升家族地位、拓展人脉的精明商人，还有在官府压力与乡土情谊间周旋的中间人。他们的善举同时是道德实践、权力经营与社会投资，共同勾勒出一幅权力、伦理与利益相互交织的清代地方社会生动图景。

　　书中对嘉定县善堂经营鞭辟入里的分析，便是这一视角的绝佳注脚。存仁堂、育婴堂、清节堂的运作，远非“官办”或“民办”的标签可以概括。我们看到，官产的划拨、无主田地的充公、商人的捐输、典铺的“捐息”，乃至城隍庙修建的“庙愿”，各种资源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方式汇聚、流转。善堂董事，既有知县“捐廉”倡导的光环，又有为弥补亏空而“按股均垫”的现实压力；他们一面因经理堂务而被“优免杂徭”，一面又在疏浚河工等事务中成为不可或缺的经办者。在这里，“公”与“私”、“官”与“民”、“义”与“利”的界限高度模糊，彼此渗透，共同织就了一张弹性而坚韧的地方治理之网。

　　作者敏锐地捕捉到这种实践的核心逻辑，并提炼出“贡赋化”这一核心概念。所谓“贡赋化”，意指地方善举在本质上嵌入了帝国汲取农业剩余、进行社会治理的总体逻辑之中。绅商的“义行”，既是他们赢得文化领导权、积累道德资本、巩固地方权势的积极策略，也是在帝国财政压力下，协助甚至代行国家职能的某种“徭役”。这是一种深刻的悖论：绅商们通过捐资行善获得声望与权力，而这种声望与权力的运作，又反过来强化了帝国体系对他们的吸附与利用。

　　作者深耕地方档案，大量运用以往被忽视的“征信录”、善堂簿册、碑刻、族谱、州县文书。我们得以看到同治年间嘉定知县汪福安为兴复义仓而写的禀文，字里行间是战乱初定后的民生凋敝与官府重建秩序的急切；我们读到存仁堂董事们清理田产时，对“有粮无田”“粮多田少”等积弊的无奈陈述；我们还瞥见黄氏父子两代担任育婴堂司年，为垫款归还与堂董们产生的细微龃龉。这些细节，不再是冰冷的数据或干瘪的条文，而是活生生的治理困境、利益博弈与人情世故。正是通过对这些微观案例的“深描”，本书成功地让“贡赋化”“二重支配”等概念从历史的土壤中自然生长出来，充满了经验的质感与说服力。

　　阅读《不负桑梓》，我们获得的不仅是关于清代社会的知识，更是一种审视历史与现实的复杂眼光。这种历史的复杂性，对今天依然有着强烈的观照意义。当我们讨论现代企业的社会责任、民间公益组织的角色、精英阶层的社会参与时，本书提示我们，需要超越简单的“利他”与“利己”之辩。如何在社会治理中构建良性互动、权责清晰的“官民合作”模式？如何让财富的积累与道德的声望、社会的责任形成健康循环？清代绅商在“善举”场域中的得失经验，其背后的张力与困境，依然能为我们提供深思的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