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需要工作来养老的高龄劳动者得以谋生，是社会最起码的底线。

近期关于延迟退休的话题吵得沸沸扬扬，各路专家轮番出马，上演一幕幕滑稽剧。

言之凿凿称“命长就该延迟退休”者有之，苦口婆心称“养老金缺口巨大”者有之，循循善诱“男女同龄退休”者有之，鼓吹奋斗称“人老不干活，狗都同情我”者有之，可惜，绝大多数都是哗众取宠之徒，为底层百姓考虑者至今未见。

老黄翻阅了不少延迟退休新闻下的评论，发现老板们反对延迟退休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六点：

1、就业年龄歧视

远有互联网行业35岁被优化，近有武汉45岁不得卖菜。大多数招聘岗位有年龄歧视，即便因为缺乏收入不愿意退休，上了年纪也很难找到工作。

2、无法承担繁重体力劳动

随着年龄增长，农民工和一线工人愈发无力承担繁重体力工作。

3、加剧年轻人就业压力

近年来就业形势严峻，老年人延迟退休会导致岗位稀缺，年轻人找工作更加困难。

4、对女性不公平

据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女性平均每天家务劳动时间为2小时6分钟，是男性的2.6倍。男女同龄退休明显对女性更不公平。

5、没有时间照顾孙子

延迟退休后，老人无法照顾孙子孙女，年轻夫妇养育孩子的压力剧增。

6、养老金领取年限变短

延迟退休后养老金领取年限变短，未来领到的养老金变少，损害足额缴纳养老保险民众的利益。

延迟退休，顾名思义就是把目前我国的“男性年满60岁退休，女工人年满50岁退休”进行适当延长，减轻养老金支付的压力。

为什么会出现养老金缺口？日本推进延迟退休后，是否解决了养老问题？我们又该怎么解决延迟退休问题？

财经大排档菜单如下：

“未富先老”的养老困局

日本延迟退休，解决养老问题了吗？

与其放风试探舆论，不如倾听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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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富先老”的养老困局

要谈延迟退休，就不得不提养老金。养老金规模又和劳动人口数量直接挂钩，说到底得先谈谈人口增长问题。

近日，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指出：“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所谓总和生育率，是指某个国家或地区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间（15~49岁）生育的子女数量，学界通常将总和生育率达到2.1界定为世代更替水平，也就是正好能维持人口总量不增不减。

图源：苏宁金融研究院

2005年，奥地利学者鲁茨在研究多国生育率趋势后，首次提出了“低生育率陷阱”概念。

即人口越来越少，育龄妇女人数减少，导致人口下降的恶性循环；长期人口增长低迷影响生育偏好；个人渴望消费和预期收入的差距导致减少生育等三大因素作用下，一旦总和生育率跌破1.5，生育率将难以回升。

图源：苏宁金融研究院

不巧的是，2019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47，已经跌破1.5的临界值。这还是加上了二孩政策的堆积效应，形势严峻程度可想而知。

生育率下降，紧随而来的就是劳动人口规模萎缩。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李希如称，自2012年起，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重连续7年出现双降，7年间减少了2600余万人。

图源：统计局

与此同时，据统计局数据显示，截止到2019年末，中国大陆60岁及以上人口为25388万人，占总人口的18.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7603万人，占12.6%。预计到2060年之前，中国老年人口的比重将迅速上升。

一边是上交养老金的劳动人口数量下降，另一边需要支付养老金的老人飞速增加，此消彼长下带来了天量的养老金缺口。

据中保协报告显示，未来5-10年，中国将有8-10万亿的养老金缺口。

假如老板们人均“小目标”，谁都巴不得早点退休。可实际上我们已经陷入“未富先老”的困局。

2020年4月，据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9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9077万人，其中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4.6%。这意味着在全国有7100多万50岁以上的农民工。

农民工的月均收入仅有3962元。据2018年统计局对农民工的抽样调查显示，没有和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高达50%以上，没有购买养老保险的占被调查农民工总数的73.37%！

他们，由谁来养老？我们，又会被如何延迟退休？

日本延迟退休，解决养老问题了吗？

深受老龄化困扰的日本，早在70年前就遇到过我们今天的问题。他们的应对办法同样是延迟退休，但与之配套的法律保障值得我们借鉴。

保护老年人劳动权益

1986年，日本将《中老年人就业促进法》更名为《老年人雇佣安定法》，规定企业有义务尽量雇佣劳动者至60岁。

2004年修改《老年人雇佣安定法》，规定用人单位必须确保对65岁以下老年人的雇佣。

2006年《老年人雇佣安定法》修正案要求企业至少实施以下三种制度之一:①延迟退休年龄制度；②采取继续雇佣制度；③废除退休年龄制度。

2013年再次修订，①禁止企业对继续雇佣对象设定条件；②扩大实施继续雇佣措施的企业范围；③对企业实施状况进行监管，并公布未履行义务的企业名单。企业履行上述义务的时间与厚生养老金报酬比例部分的领取年龄同步。

实施效果

据日本总务省的调查数据显示，2012年起，日本55~64岁人口就业率开始大幅提高，2018年就业率达77%，较1989年提高了13.3%。

2017年，日本60岁以上就业人口达1357万人，60~64岁年龄段的人口就业率为66.2%，较2007年增加10.7%，60—64岁人口的完全失业率为2.8%，与15岁以上人口的完全失业率相同。

对比2012年前后的就业数据，可以发现2012年日本明确规定企业应雇佣全部有继续工作意向的老年人到65岁的这一政策对促进老年人就业、延迟退休有着积极的影响。

由此可见，由于政策普及率高、覆盖面广，日本老年人退休后的就业环境良好，大部分人都能以继续雇佣的形式进入企业继续工作。

长远影响

但延迟退休也并非一劳永逸。部分日本学者表示，50岁以上的劳动力在体力和智力方面都有所下降，无法胜任复杂工作，且责任感不高。老年人的继续就业也会阻碍年轻人的晋升，增加企业支出。

大部分企业同样认同这一说法，他们认为大部分60岁以上的员工思想古板，跟不上科技发展，还要占用更多薪酬福利支出。

年轻人的就业机会和晋升机会越来越少，甚至出现影响年轻人薪酬的情况，这可能是日本出现“御宅族”“啃老族”的诱因之一。

由于种种负面影响，老年人在企业中的工作环境也不乐观。大部分企业会故意安排棘手的工作，希望逼迫他们主动辞职；或者采用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的办法，减少降低老年人的薪酬。

据2012年在东京都开展的《高年龄者的继续雇佣现状调查》结果显示，继续雇佣后的薪资为之前50%~60%的企业是最多的，占全体企业的23.3%，其次是60%~70%的企业，占比为22.6%。

最后，日本预计2020年新生儿人数仅为84.5万人。若人口生育率无法扭转，未来日本甚至有“灭绝”的可能。

延迟退休归根结底，只是治标不治本罢了。

与其放风试探舆论，不如倾听民意

延迟退休事关广大民众福祉，应该倾听多数人的声音。老黄这里也有几句话想说。

一、保障劳动者权益

考虑到我国人均收入较低，单凭养老金难以满足养老需求的现实情况。大多数民众如果有合适的工作机会，很少会选择退休。当务之急是完善劳动法，采取措施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建议对企业实施激励制度，例如对遵守劳动法的企业减税或优惠贷款，对被举报证实违反劳动法，实施性别歧视的企业惩罚性加税等。

二、鼓励有条件的劳动者提前退休

鼓励机关及国企等事业单位员工提前退休，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和晋升机会，提高效率。削减不必要的财政支出，结余部分划拨至养老金账户。

三、补充养老保险产品

学习粤岁康等经验，向社会征集筛选具有公共属性的优质医疗及养老保险产品，鼓励有条件的民众购买养老保险，对农民工及低收入群体购买此类保险产品进行财政补贴。

四、保护妇女合法权益

诚如老板们所言，男女同龄延迟退休，对承担子女生育压力和更多家庭劳动的女性并不公平。不管是瞬间同步还是渐进式同步，不过是“朝三暮四”的区别，都将导致生育率进一步下滑，无异于饮鸩止渴。

图源：养娃成本

需落实产育假等制度，加快建立公共性质的幼托、学校等教育机构。通过降低养育成本，减轻年轻夫妇的养育压力，提振生育率，从根源上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

五、出台老年人就业保障法

如果非要延迟退休，应效仿日本立法保障老年人就业，禁止年龄歧视。哪怕有再多负面影响，让需要工作来养老的高龄劳动者得以谋生，是社会最起码的底线。

除了延迟退休，你对养老金缺口还有什么办法？如果非要延迟退休，你认为还需要哪些支持？

话题比较沉重，老黄也轻松不起来，老板们有什么想说的，留言区见。

来源：财经大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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