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宪 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秉文书院院长。

7月15日，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周宪站上江苏出版大讲堂的讲台。台下坐满了出版人，他要讲的题目是——“如何面对书好多却不爱读的时代”。

“说实话，我心里还挺忐忑的。”他说，这题目冲击力太强，容易让人觉得他手里有什么根治阅读问题的特效药。

其实并没有。

他只是一个跟书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教书、读书、写书、编书、藏书，人们管他叫“五书先生”。他没法想象一个没人读书的世界。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陈曦 任雨风 文/视频

牛华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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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宪的学术生涯，几乎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步。1978年考入大学，本科读中文系，硕士读哲学，博士读戏剧。那个年代，“读书好像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考试，好像都有一种命运感——自己的学习跟一个民族的复兴联系在一起”。

四十年来，他以学者、译者、编者三重身份，参与构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文学科的知识版图，在美学、文化研究、艺术学等领域影响深远。

今年，单向街书店文学奖把“年度致敬奖”颁给了他，致敬他“在治学的道路上，长久地劳作；在不同文化之间，开放地耕耘。”

致敬短片里，周宪翻出一本旧书，扉页上写着“安海姆教授赠，1986年”。这位美国当代著名美学家、完型心理美学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周宪早期的学术研究中给了他很多帮助，书直接从出版社寄来。“我一直有个很朴素的念头，”周宪说，“看到好东西就有冲动，想把它介绍过来。”

这个冲动驱动了他大半生。

1994年，他在韩国讲学，那一年他看到了很多新东西，“现代性”这个概念就是在那时闯进他视野的。但他也时常警醒学生，研究西学，千万别把自己当“西方人”。有次在国际会议上发完言，一位西方学者问他：“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中国人怎么看这个问题？”这让他开始反思——“你作为中国人，有什么发现？有什么创新？那你就要有中国本土意识。”

他从来不是一个固守书斋的学者。面对科技革命，他认为人文学者也要保持对新技术的敏感，既要有开放心态，也要保留批判性反思。

最近他看了一本法国人写的《关系诗学》，书里有个说法让他触动很深——“今天这个世界跟我们不回应了”。因为人工智能最大的本领，就是迅速找到对你有用的关键词、概念、要点，你不再需要跟自己、跟世界做漫长的交流。

他坦承对人工智能的矛盾心理：“我怕学生糊弄。AI给你弄出一个东西，你也看不出来。我们那个时代读书，得把一本书从头到尾读完，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需要的东西在哪些段落。现在不一样了，检索工具、人工智能，太方便了。”

太方便，已经让我们变懒。“客观讲，我自己也在变。你让我坐四个小时一直读书，中间也得看看手机、听听音乐。我自己对单调的忍受力已经开始下降，年轻人就更不用说了。什么东西都可以外包，还需要你克服阻力、忍受麻烦去阅读吗？不需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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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宪家里书堆得到处都是。马上要装修，最头疼的就是这么多书往哪放。他只能趁天凉快，一点点往工作室搬，蚂蚁搬家似的。

之前搬过一次家，老小区没电梯，工人一箱一箱往下运。队长把他拉到一边，说你家书太多，得加钱。他说没问题。队长又补了一句，干这么多年，你家是我搬过书第二多的。他好奇问第一是谁。队长说，东南大学图书馆。

周宪与书的缘分，是从“没有书读”的年代开始的。特殊年代，朋友偷偷塞给他一本缺头缺尾的外国小说，一晚上看完就得还。他囫囵吞枣读完了，连书名都不知道。直到1978年考上大学，在图书馆翻到那本书，才知道当年读的是《红与黑》。

“那时候，最有趣的现象是每人提一个饭兜，里面装两个饭盆，一个装饭一个装菜，早上拎着上教室，在教室吃饭。剩下的时间，差不多都在读书。”

海德格尔有个说法叫“Being-in-the-world”，北大张祥龙译为“人生在世”。周宪说，放在他身上，就是“人生在世，也在书”。

“读书对我来说，跟吃饭、喘气、喝水一样，是必需品。”

这几年，周宪在南京大学牵头做本科生“经典阅读计划”，六七十位老师编了一套《南大读本》，分上下两卷，文史哲、经济、社会、科技全涵盖。校长出了个主意——把这套书随录取通知书一起寄过去，这样学生还没入学就能提前看。反馈特别好。

但前段时间教务处老师告诉他：学生毕业收拾宿舍，不少书扔在那都没拆封。

“我知道现在人工智能一出现，有人说‘课堂已死’。我去母校北大做讲座，学生在下面玩手机。”周宪沉默片刻，“我心里真是蛮酸的。我是善意的，我理解他们，我想他们是在查阅我讲的东西。很悲哀，或者说很失败。我作为老师是失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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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广西师大做过一个调研——“死活读不下去的十本书”，结果四大名著、《尤利西斯》全在榜上。周宪说，隔了十几年，如果再做一次，榜单大概会变，但深阅读越来越少的趋势大概率不会变。

为什么好书多，而想读的人少？周宪在讲座里分析了几点原因。

一是“加速社会”。德国学者罗萨提出三个加速：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生命节奏加速。周宪添了一个“心理加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内卷”。几重加速叠加在一起，所有人都觉得时间不够用，根本挤不出空来读书。

二是“注意力经济”。美国学者海尔斯区分了两种注意力：一种是“深度注意力”，比如读《红楼梦》得长时间盯着一本书，扛得住单调；另一种是“超级注意力”，不停切换任务、喜欢多重信息流、追求强刺激、一丁点枯燥都忍不了。而纸质书的深度阅读，刚好跟超级注意力完全对冲。

再有，人天生都是“认知吝啬鬼”。人脑有两套系统，一套主打直觉反应，不用费脑筋；一套主打理性思考，特别消耗脑力。人天生就想省力气，深度阅读要全程开启理性系统，刷视频只用直觉反应就行，完美契合人类偷懒的本能。

……

退休后，周宪受聘担任南大秉文书院院长，他常在“院长下午茶”时跟学生聊天。学生们告诉他：现在上课的主要任务就是拍PPT，课后直接丢给AI整理知识点。思考过程不重要，只想要最后的结论。

“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必然性。一个时代谢幕了，我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情感方式，正在寿终正寝。”

他顿了顿：“有时候想想，奋斗一生蛮有趣的，但也蛮悲哀的，就像唐吉诃德一样。”

太太总劝他，都退休了，还忙什么？“她说你别再搞新的了。”

“但我自己觉得，这个还没搞完，那个还没搞完。我还是坚信这个事重要，我得继续往下走。我基本上是不回头的。对我来说没有所谓的终点的目的，可能终点的目的就是我生命的终结。我就一直在路上。”

对话

重建阅读习惯

最简单的方法是

读长篇小说

读品：现在的年轻人生来就是“数字原住民”，刷手机、看视频的习惯让他们很难沉下心来读长篇，连《红楼梦》都成了“死活读不下去的书”。这种“超级注意力”真的不可逆吗？我们在刷短视频和深度阅读之间，还能找到平衡吗？

周宪：我并不反对刷短视频，我自己也刷短视频，但是不能只刷短视频，而忘了阅读。这样的话，你可能会失去很多。成长期的阅读、成熟期的阅读、工作期或者是创业期的阅读，每个时段阅读都很重要，但它们扮演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这段时间里，你去刷视频，而别人读了很多、获得很多知识，他可能比你走得更远。因此阅读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读品：在2026年的今天，您会怎么建议一个普通人重建阅读习惯？从放下手机开始？从选一本什么书开始？还是说，其实不用太焦虑，读得进去就多读点，读不进去也不用勉强？

周宪：其实让我讲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读一部你喜欢的长篇小说，养成长期沉浸在文字中的那种体验感、喜悦感，而不被短视频的多巴胺刺激所左右，这样你就会有自己的习惯架构。如果有读长篇小说的习惯，你就不会阅读。还有一种就是读思辨性的著作，比如读黑格尔的《小逻辑》。读《小逻辑》是很难的。你别看那本书大概几百页，非常难，而且读了上句你就忘了下句。这就是锻炼你的思维，锻炼你对语言对文字的理解。它不是用新的把旧的取代，而是不断地积累、不断地叠加，这样阅读的记忆力就会练成。

阅读时我们经常还会遇到一个问题，读完了就过去了，好像这本书我只要看过就完成了，它永远是个过去式。这是不对的。好的书永远是正在进行时。好的书你要反复读，比如《红楼梦》，年轻的时候读是一种体验，中年的时候读有不一样的体会，老年时再读又不一样。所以一本好书，它会在不同的时代给你不同的启示。现在很多人读书太功利了。我一直跟学生讲，要有个人喜欢读的书，要有个人的藏书，要有伴随你一生的书。

读品：有没有哪本书是您觉得“哪怕再忙，也值得静下心读一读”的？

周宪：我一生中反复读的书很多。我特别喜欢俄罗斯作家蒲宁（又译作布宁）的书。我经常放本书在床头，晚上睡不着觉时，就把书拿出来翻一翻。他的那些散文写得极其美。我反复看，看的时候我会幻想在俄罗斯的草原上，在高加索或是在其他什么地方，那个场景、那个夏天，一个年轻人在这看着月亮，我会想到很多。还有《红楼梦》和《三国演义》，我也经常看。最近晚上休息不好，我就不看了，转成听三国，我都反复听过多少回了，还会再听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