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当求“明师”,何必追逐“名师”?

拓荒号:拓荒牛 (开说)

本文转自:滁州日报

□王文根

“名师”二字,在当下基础教育领域的话语体系中,似乎已成高频符号。行走于校园,“名师工作室”的牌匾常映入眼帘,红底金字间透着荣誉的分量;翻阅教育成果总结,“组织研修××场、辐射学校××所、培育教师××名、发表论文××篇”的排比数据,更将其塑造成教改先锋与教师成长引擎的形象。

然而,当我们把目光从荣誉墙转向真实课堂,却难掩几分怅然:学生仍在题海中跋涉,教师仍在考核指标中奔忙。功利化的教育执念、形式化的教研虚耗、空心化的成长路径,并未因“名师”光环而消散,反而在喧嚣中更显刺眼。于是,一个追问愈发清晰:那些头顶“名师”桂冠者,究竟照亮了多少间教室的角落?唤醒了多少颗沉睡的心灵?又真正推动了哪一项触及教育本质的变革?

如今的“名师”之“名”,早已偏离了最初的含义。它不再单纯指向课堂上的教学智慧、育人过程中的温度与坚守,更多时候成了头衔、课题、论文、奖项的叠加。有人讲台尚未站稳,省级课题已收入囊中;有人久离教学一线,仍频繁穿梭于“示范课”现场;更有甚者,未真正深耕过一堂课,却能以“指导者”身份辐射百校千师。这些“名”,成了申报材料里的科研资本、职称评审中的硬通货、资源竞争时的通行证,让本应纯粹的教育场域,悄然滑向名利场的边缘。

更值得警惕的是,“名师”评选已逐渐异化为一套“技术化流程”:论文可代笔、课题可包装、公开课能排练成精密演出、学生反馈可按需剪辑。最终脱颖而出的,未必是课堂驾驭最娴熟、育人成果最扎实的教师,反而是深谙规则、擅长运作的“高手”。当“名师”的认定标准,从“课堂说了算、学生点头算”,变成“评审条文定、权力结构圈”,其权威性与公信力,便如无源之水般日渐流失。

恰在此刻,一个深刻的悖论愈发凸显:“名师”遍地,“明师”难寻。

所谓“明师”,未必有耀眼头衔,却始终扎根教学现场。他们深知,中小学教师的核心使命,不是提出高深理论,而是把最基础的知识讲清、教透、做实;不是发表前沿论文,而是让每个孩子在课堂上被看见、被理解、被点燃。他们的“研究”,藏在每一页写满批注的备课本里,留在每一次作业面批时的耐心讲解中,闪现在与学生促膝长谈后的顿悟里。

这样的“明师”,以“明”为志,坚守三重境界:

(1)明道:洞悉教育的本质是唤醒而非灌输,是点燃而非塑造,始终敬畏教育规律与成长节奏;

(2)明德:守得住淡泊,耐得住寂寞,把“育人”而非“逐名”作为核心追求,始终将“人”放在教育的正中央;

(3)明术:日复一日打磨教学技艺,尊重学生差异,践行因材施教,让每一堂课都成为学生可感知的成长契机。

他们不靠头衔立身,而以教学实绩立信;不因荣誉自矜,而以学生的长远发展为最大褒奖。他们的名字或许从未出现在“名师工作室”的榜单上,却是支撑教育大厦的真正脊梁。

当然,我们并非全盘否定“名师工作室”的价值。现实中,不乏真正务实的实践者:有的组织乡村教师开展“影子培训”,通过同课异构、互评互鉴传递教学智慧;有的牵头跨校联合教研,合力破解“双减”“分层教学”等共性难题;有的专注青年教师培养,不务虚名、唯求实效。我们反对的,是那些徒有其表的“空壳工作室”——只挂牌子不进课堂、只堆材料不钻教学、只重形式不顾实效的“门面工程”。

我们同样不反对中小学教师做研究,而是抵制脱离教学现场、盲目套用高校范式的“伪科研”。基础教育需要的,是扎根课堂、指向改进的“行动研究”:从教学中的真问题出发,用课堂实践的真证据说话,让研究成果反哺日常教学。李镇西以班级为阵地践行“民主教育”,窦桂梅深耕“主题教学”提升课堂品质,他们的“论文”,写在学生成长的足迹里,刻在教学改进的实效中——这样的研究,才是教师应有的“研究自觉”。

就像农夫放下锄头去写农业论文,庄稼不会因此丰收;教师离开课堂去追逐学术光环,教育也难有真正进步。基础教育不需要教师模仿高校教授的“科研造型”,而需要回归本真的“研究自觉”:用研究的严谨态度上好每一堂课,用课堂的真实实效验证每一项研究。

说到底,教育不需要那么多眩目的“名师”,而需要更多眼亮心明的“明师”。

少一些头衔的盛宴,多一些课堂的深耕;少一些材料的包装,多一些师生的真实成长;少一些权力的背书,多一些来自学生与家长的民间口碑。

当一位教师被铭记,不是因为墙上的牌匾、手中的项目、头顶的头衔,而是多年后,某个学生轻声说道:“是您当年的那堂课,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那一刻,他无需“名师”的光环,却早已配得上“师者”的最高荣光。

那不是“名师”,是“明师”。

明师之韵,山高水长。愿教育能褪去浮华、回归沉静,远离功利、贴近本真。唯有如此,那盏照亮人性与未来的教育之灯,才不会湮没在虚假的光环里,才能长久地、温暖地照耀每一个成长的身影。


(教育责编:拓荒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