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兖州区实验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管天宇

粉笔头划过一道抛物线，精准砸中教室后墙的黑板报时，我终于认输——正式成为一名英语教师的第三周，我的“课堂纪律守卫战”全面溃败。

2021年9月的天气，秋老虎正凶，恼人的蝉鸣仍在抓紧最后的时间嘶鸣。初二（1）班的电扇咯吱作响，颤颤巍巍来回吹着风，却吹不散空气中躁动的火星。前排女孩正拿着小镜子整理刘海，后排男生用竹棍挑着校服当旗摇，汗湿的衣衫宣告着课间刚结束的“恶战”。“CLASS BEGIN!” 我的声音淹没在吵嚷里，像一根卡在喉咙里的鱼刺。

“老师，别喊了！”课代表李浩翘着二郎腿，校服随意卷着袖子和裤脚，“除了老班的课，我们都这样。生物老师都说我们是一群荒草，再费力也长不成玫瑰！”

“种豆得豆！”有人接话，随即哄堂大笑。

我装作没听见，匆匆上完课。下课在厕所隔间，听见女生议论：“英语老师又被气哭了。”“啊？我们也没干什么，她太脆弱了吧。”

回到办公室，拿着教案却一个字也写不下去，掌心被笔头戳得生疼。三周以来的一切，都像迎面给了我一记耳光。大学里学的理论、无数次无生试讲和模拟展示，所有曾以为万全的准备，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那天夜里，我在台灯下翻着听课记录和教学反思，突然发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错误——所有设计都基于预设目标，却从未真正观察过这些十三四岁的孩子。他们不是标准的“教学对象”，不是冰冷的“学情分析”，而是带着鲜活生命的个体——生于广袤山野，是一株株蓬勃而绝不雷同的花。

转机来得猝不及防。一天听力课上，短片里的金发男孩说：“My dad is a truck driver。”最后一排突然传来椅子倒地的巨响，总在睡觉的王磊站了起来：“我爸也开大货！从兖州到广州跑一趟赚五千！”全班哄笑，我一边喊“安静”，一边捕捉到他眼中转瞬即逝的亮光。

“王磊，敢不敢用英语聊聊你爸这趟行程？”我甩出一个台阶，顺势挑衅。他愣住，随即拿过皱巴巴的草稿纸，一边画线路图一边喃喃：“兖州到广州走高速，先拐去日兰经济宁、菏泽……”他说得慢却有条理，当简易地图在纸上成形时，全班第一次安静得像按下暂停键。

“太棒了！”我难掩喜悦，“能用英语表达方向和位置，还能画这么清楚，大家给王磊鼓掌好不好？”掌声雷动中，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没什么，我经常没事就画我爸的路线，早就烂熟于心了。”

从那以后，我的教案渐渐“叛变”了标准模板，学生家种的甜玉米、张婷家受伤的羊羔、王磊爸爸的货运地图……这些元素被我设计成“农场比较级”“动物救援情景对话”“方位介词路线图”等主题课程。在“甜玉米”比较级语法课上，孩子们从家里带来最甜的玉米，当我切开金黄颗粒时，所有人满怀期待地看着我。“My grandpa’s corn is sweeter than yours。”“My mother’s corn is bigger than yours。”比较级句型第一次如此顺畅地从他们口中说出；“Li Hao’s corn is the sweetest in our class!”李浩声音最响，捧着他家被公认为最甜的玉米，骄傲得像头发光的小狮子。张婷家的羊羔受伤后，我们开展了“动物救援”主题学习，孩子们用英语表达病症、制作急救海报，连最调皮的男生都帮忙查资料，用英语写出完整救援方案。

最让我感动的是王磊的转变。那节以货车路线为主题的方位介词课，几位同学将父亲常跑的路线绘到黑板上，蜿蜒的高速与山川河流让孩子们直观感受到行程的艰辛。当王磊第一次在黑板上写下“The truck is driving through the mountain”时，粉笔灰落在他发梢，窗外西斜的阳光照进来，亮晶晶扑簌簌，如撒了一簇星星。那一刻我的心突然被撞击了一下，仿佛有什么从未明白的事在此刻生根发芽。

一学期转眼过去，冬日悄然来临。期末考试，全班平均分第一次没有垫底。李浩在作文里写：“My grandpa’s cornfield is bigger than the playground。”八个单词错了两个，却让老教师啧啧称奇：“野草居然开花了？”我整理着厚厚的答题卡，笑道：“越是野草越能长，坏天气奈何不了它。”

时光荏苒，转眼学生已毕业三年。去年教师节，王磊发来语音：“老师，我在技校实习，今天给一辆外国卡车装导航！老外夸我‘GPS发音比伦敦人还标准’！”我把语音听了好几遍，眼圈发红。背景音里扳手敲击铁皮的“咣咣”声，稳定如当年他在纸上画路线图时摩擦桌面的声响。

如今我已离开那所学校，但校前广阔的田野仍年年生长着坚韧肆意的野草。现在的我备课时总会留两页空白，一页写课程重点，一页画学生的江湖。那蓬勃鲜活的生命力总在脑海中缓缓流淌，每当我走过学生整齐的书桌，总会想起当年在喧闹讲台上开启的真正第一课。是他们教会我：教育的智慧，不是把每株野草修剪成玫瑰，而是让每株草以最舒服的姿势生长，直到用自己的枝叶触摸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