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金湟

　　我初入学的那一天，是村里第一所学校开办的日子——1951年农历正月十六日，我终生不会忘记。

　　老师是我的哥哥，只读了初中一年级的他刚被当时的瑞金县政府委任为村小教员。教室设在还没有住人的黄头湾厅堂里。学生自带凳桌，高、矮参差不齐。村民们知道村里办了学校，情绪异常高涨，家家户户踊跃送子女上学。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办学校如雨后春笋，课本奇缺，课本都发给了其他同学，偏偏我这个老师的弟弟却没有课本，沮丧极了！到了第三周的晚上，哥哥对我说：“我晚上要备课，批改作业，没时间为你抄课文，你自己抄吧！”要知道，我刚入学不久，握笔的姿势尚且不很正确，何况使用的是毛笔。一笔一画犹如刻碑，那个艰难情境只有我自己知道。父亲还当着我的面对哥哥说：“别人的孩子不能打，自家人不听话尽管打！”吓得我战战兢兢，丝毫不敢懈怠。每天晚上抄课文打瞌睡，哥哥就会扭掐我的耳朵弄醒我，直到抄好课文为止。哥哥的严厉还真结出了意想不到的成果——我未读第一册，就跳班上了二年级。而且，成绩还评上了甲等（那时评分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等级，丁级为不及格）。

　　村小只教一二年级，上三年级就得到离家20多里远的下宋小学去读，那时我才10岁。虽然路途远，但我还是乐意去。一来看看外面的世界怎么样；二来早想脱离哥哥的管教。高兴归高兴，困难却是客观存在的。一个10岁的小孩，肩上挑着三四升米、还有咸菜、书本、衣服、斗笠等，不会少于10斤重，还要走二十多里路，绝非易事。那时走路穿的是草鞋。有一次星期日下午返校，恰逢下雨，路很滑，爬山越岭时，我一不小心摔倒了，米菜翻倒，人也摔成个泥人，不得不返回家里换衣服。

　　小学的住宿生活很艰苦。吃的饭是芍子饭（一种用席草编织的小袋子，放进米，用竹片夹住袋口，丢进“大锅”煮成饭），吃的菜是酸菜、咸菜，最好的菜是豆豉、霉豆腐。全年几乎吃不上荤菜和新鲜的素菜。有时，一钵子酸菜没吃到星期五就吃完了，只得吃干饭。但我们都熬过来了。

　　1956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初中，全校考上了30人，却只有我一个人录取在一中。那年，我年仅13岁，只身一人要到离家50多里外的县城中学去读书。那时，没有公路没有车，全凭两条腿走路，令我吃尽了苦头。   

　　在瑞金一中就读的岁月里，有两件事使我终生难忘，记忆犹新。那年刚开学不久，我的脚背上生了个疮疖，小腹上也长了个淋巴疖，疼痛难忍。星期日一大早，我吃完早饭就往学校赶。因脚痛步履蹒跚，到了中午才走到九堡东边的石螺岭，离学校还有一半路程呢！石螺岭上没有饭卖，我只喝了两碗水酒，吃了点酸萝卜又上路了。我坚持忍痛前行，到“十里茅岗”时天已黑了——离学校还有十多里路呢！一个人孤零零的，脚又痛肚子又饿，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我不得不摸黑前行。待我赶到学校，已是晚上九点多，同学们早已安睡了。

　　次年正月，那时家乡高级农业社的团支部组织搞文艺宣传活动，邀请我参加，直到农历正月十六日才让我返校。可是，当我去教导处报名时，教导主任拒绝我报名，说是超过了报名时间，作自动退学论处。这真是晴天霹雳，我顿时呆若木鸡。我忙拿出高级农业社盖了公章的证明，他看了看证明说：“你是学生还是农民？”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我忙说是学生。他说：“学生听学校的，农民听高级社的。”我好说歹说，苦苦哀求也没用。我寻思着就这样失学了？那真是太冤了！不行！这书我非念不可，主任不让我就找校长去！我硬着头皮闯进了校长办公室。校长听了我声泪俱下的诉说，看了看高级社的证明，只说了一句话：“你去教导处报名吧！下不为例。”当时，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但是，当我一想到教导主任那张冷脸孔时，忙说：“主任一定不让报。”校长听了，就在那张证明下面批了四个字：“同意报名。”

　　回忆当年艰辛求学的情景，直到现在，我仍然暗暗庆幸自己当时那执着、坚毅的求学精神，如若畏难辍学在家，我的一生命运将会改写。

　　如今，村村有小学，乡乡有初中，国家全面实施九年义务制教育。亲爱的青少年朋友，当你背着书包就近入学，骑着车跨进明亮舒适的校园时，可曾意识到，这是生活在幸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