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放学时间过早，职工家长难以及时接送，建议延时至18：30放学。”近日有深圳市民在人民网留言板留言称。对此，深圳宝安区教育局回应称，课后服务时间原则上至18：00止，有特殊情况可由学校妥善安排。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引发舆论热议。

    家长呼声的背后是现实难题。对双职工家庭而言，“孩子三点半放学，家长六点下班”已成普遍困境。一边是办公室尚未收工，一边是校园的大门已经打开，孩子放学后的空白期无人看管。这段时间对家庭意味着极高的接送与照看成本，过去尚可依赖祖辈帮忙，如今随着城市化节奏加快、代际同住减少，许多年轻家长只能靠自己“硬扛”，个中焦虑与无奈不难想象。

    教育部门并非对此无动于衷。近年来，课后服务已成为义务教育改革的重要一环。2021年，教育部发布通知在义务教育阶段全面推行“5+2”这一新模式，即学校每周5天都要开展课后服务，每天至少开展2小时，结束时间要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相衔接；2023年，又进一步强调要规范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量，回应家长“接送难、看护难”的现实需求。从政策层面看，课后服务已经铺开，解决问题的方向是明确的。但必须看到，“普遍延时”与“延至几点”之间尚有不小落差。

    把“孩子谁来看护”的问题直接推向学校，看似顺理成章，实则忽略了教育系统自身的承载边界。教育不应沦为育儿服务的兜底者，教师群体并非“无限工时”的劳动力，长期延时下班不仅影响个人生活，也极易引发职业倦怠，最终影响教学质量。更重要的是，孩子在校时间已经不短了，将学校从“学习空间”变成“全天托管所”，是否有助于孩子身心发展值得审慎评估。

    有网友评论，“孩子的命也是命”“老师也有家庭”，这些质朴的声音道出了一个常被忽视的维度——教育不是孤岛。家校之间的衔接不能只是单方面让步，而应由多方共商、共同承载。

    事实上，已有不少地方积极探索差异化解决路径。例如有的学校实行教师轮岗值班、引入社会力量参与晚托，甚至由政府设立第三方托育机构，为不能按时接孩子的家庭提供服务。这些做法虽然尚不能完全覆盖，但至少表明解决问题的路径不是只有延时放学一条。

    更进一步看，把“放学难题”的解决路径寄希望于教育系统本身就是一种思维惰性。问题的根源或许并不在于“孩子放学太早”，而是“家长下班太晚”。如果企业能给予家庭更多的弹性时间安排与制度照顾，让职工在特定时间段能合理请假或错峰下班，这种“孩子放学了，家长还在加班”的结构性错位才可能从根本上缓解。

    因此，破解接娃难题的关键不在于继续拉长学校的服务半径，而在于打造一个多元支持的育儿生态。政府在教育服务之外，还可统筹妇联、社区、团委等部门，提供更多普惠性、公益性儿童托育资源；社会组织与市场机构则可以探索价格适中、安全可靠的托管服务；用人单位也应承担起家庭友好型企业的社会责任，为职工育儿提供灵活的制度安排。只有在政府、学校、家庭、社区与企业五方之间形成合力，才有可能真正填补放学后的空白。

    此次“延时放学”的讨论之所以能够迅速登上热搜，正是因为触碰到了当代城市家庭的痛点，是伴随城市发展与家庭结构变化暴露出的共性难题。在现代社会，育儿早已不只是家庭的私事，更是整个社会制度安排与价值理念的映照。当教育的功能越来越多地承载家庭与社会的多元期待，我们更要警惕一种“过度依赖”的趋势。教育可以尽力回应，但不能无限兜底；问题可以在学校内开始讨论，但不该只在学校内结束。

    问题背后是现实，现实背后是制度。当我们讨论延迟放学时，需要关注的不仅有孩子的在校时长，还有社会对家庭生活节奏的系统回应能力。这个问题同样值得“热搜”。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滕州市滨湖镇滨湖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