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农历五月初五，家里的长辈就会说：“端午节，有讲究。”采一束艾叶，祈愿安康；包一个粽子，品尝美味；划一条龙舟，竞渡江河……

如此丰富的“打开方式”，背后都有一个字：情。那年今日，前人感时应物，吟唱着亲情、友情、爱国情，沉淀在一首诗、一部戏里。历经岁月淘洗，凝结成一个民族的共同文本，承载着千载不变的普遍情感。

今时，让我们趁着节日的契机，重温来路。

——编 者

爱国主义的伟大诗篇

方 铭

离骚(选摘)

战国·屈原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根据记载，4000多年前，中国人已经开始过端午节了：“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也。”秦汉时期，因爱国诗人屈原自沉汨罗江，端午节又加入了纪念屈原的内容。唐人文秀《端午》诗有“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

纪念屈原，之所以成为端午节的一个主题，是因为他清廉忠直而蒙受不白之冤，不愿看到楚国走向沉沦，愤怒沉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

《离骚》一诗，体现了屈原正道直行的人生态度，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坚定不移的“美政”理想，是寄托爱国主义情怀的伟大诗篇。它是中国古代最长的一首诗，不同版本之间虽然有差异，但大体接近2500字。关于篇名“离骚”一词，历代有多种解释，但仔细辨析，还是以“离别的忧愁”最为符合主题。西汉刘安的“离忧”说，东汉王逸“离，别也；骚，愁也”的解释，与“离别的忧愁”并不矛盾。全诗反复表达了屈原去留楚国的挣扎，诗人表白说“不难夫离别”，也与“离别的忧愁”契合。

诗中，屈原将自己化为名正则、字灵均的“正道直行”的君子。有“内美”又有“修能”，但谗佞当道，“路幽昧以险隘”。屈原明知坚守正道的危险，但他的爱国之心没有丝毫动摇——“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皇舆”是大车，比喻楚国，“謇謇”指忠直，屈原奔走先后，上下求索，都是为了楚国的发展。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为了追求善道，虽九死不悔，但屈原最终还是失望了。他想离开楚国远游，但周游一圈后，又“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停下脚步，念念不忘自己的国家。《离骚》结尾说“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屈原不愿离去，也只有效法殷贤大夫彭咸——蹈水而亡这一条路可走了。

从中国文学史的脉络来看，《离骚》融叙事、抒情、议论、描写于一体，辞采华美，情感沉郁婉转，与《诗经》一道共同构筑了中国文学的“诗骚”传统。齐梁时期的文学理论家刘勰认为，《离骚》是继承《诗经》讽谏传统而出现的“奇文”，既有高尚的情怀，又有惊艳的艺术创造力。“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侯，则披文而见时”，这段话虽然就整个楚辞而言，但《离骚》正是楚辞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楚辞体”“骚体”的源头。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北宋诗人张耒《和端午》诗云：“竞渡深悲千载怨，忠魂一去讵能还。国亡身殒今何有，只留离骚在世间。”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习俗，寄托了中国人对屈原的崇敬，他虽已远去，但屈原和《离骚》，仍然是激励我们为祖国的富强不断进取的精神动力。

(作者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屈原学会会长)

我家不吃十二红

汪 朗

端午的鸭蛋(选摘)

当代·汪曾祺

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凑足十二样。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

要不是父亲汪曾祺写了《端午的鸭蛋》，我们全家人真不知道高邮那地界儿过端午节有那么多名堂。要系百索子，要做香角子，要贴五毒，要放黄烟子，还要吃十二红——十二种带红色的食物。

十二红没有固定名单，但凡食材、成菜沾点儿红色，都算。红烧鸡、红烧鹅、红烧黄鱼、红烧肉、红烧马鞍桥、炒红苋菜、油爆虾、杨花萝卜、咸鸭蛋、西红柿、大樱桃、红小豆粽子，小枣的也行……还各有说道。像咸鸭蛋因蛋黄呈暗红色，寓意心红；杨花萝卜是一种球形小萝卜，上市于杨花飞舞之时，因其皮红肉白，被定为夹心红；苋菜呢，则是烧煮后的汤红。这些个红，老头儿在文章里没写全，只是说苋菜、虾、鸭蛋是一定要有的，“这三样，在我的家乡都不贵，多数人家是吃得起的。”汪曾祺19岁离开高邮，写《端午的鸭蛋》时66岁，这中间再未回到家乡过端午。能记住几十年前的这些事，不错了。

老头儿在文章中，对家乡端午的习俗和吃食说得头头是道，可我们家在北京过端午时，却十分简单。有粽子，吃上两个，红枣、豆沙、咸肉均可；没有，拉倒。至于其他吃食，一红也不红，包括咸鸭蛋。在作家圈中，汪曾祺是公认的好厨子，烧菜确实有两下(当然写的比做的还是要好些)。十二红中除了粽子没包过，其他菜肴操弄起来都不在话下。他做的冰糖肘子、油爆虾、红烧马鞍桥即带骨的粗鳝段，都有饭馆水平，有的菜还有创新。比如，高邮的杨花萝卜，通常是凉拌吃的，加点儿海蜇丝可以上宴席。北京有一种小水萝卜也是夹心红，与杨花萝卜相似，春夏之交刚刚上市时，肉质细水分多，甚美。一次，老头儿用小萝卜与干贝同烧，用来款待一位台湾女作家，最后连盘中的汤汁都没剩下。萝卜熟吃早已有之，袁枚的《随园食单》便有“猪油煮萝卜”制作法：“用熟猪油炒萝卜，加虾米煨之，以极熟为度。临起加葱花，色如琥珀。”成菜色如琥珀，原料显然是红皮萝卜，以干贝代替虾米与之同煨，味道当然更佳。老头儿很得意，在几篇文章中都吹过此事。可是家里人过端午时，他却从未想到露上一手。这个汪曾祺，实在不像话。或许他觉得，远离故乡的端午，就不是故乡的端午了。那些儿时的记忆，还是留在文字中吧。

我们家过端午不吃鸭蛋，还与汪曾祺的偏执有关。他认定，高邮咸鸭蛋虽好，但是花上好几天运到北京，也不是那个味道了。特别是端午节孩子们白嘴吃的那种刚刚腌好的鸭蛋，只有在高邮才能体会其鲜美之处。如今有了快递，高邮咸鸭蛋隔天就能送到北京。今年端午前，有熟人从高邮快递了一些用传统方法腌制的咸鸭蛋，特地注明可以白嘴吃。那味道果然鲜美，蛋白细腻，蛋黄软糯，带有淡淡的清香。老头儿如果还在，是否能品出家乡端午的味道呢？

(作者为作家、汪曾祺之子)

有“心”做人

​穆欣欣

白蛇传·盗草(选摘)

当代·田汉

轻装佩剑到仙山，不由素贞泪不干。

悔当初不听青儿语，端阳佳节把酒贪。

官人托在青儿手，不采灵芝誓不还。

“白蛇传”的传说流行千年，从唐人笔记、宋代话本、明代小说、清传奇到当下，故事筋骨不散，且随时光流转，不断丰富情节，塑造了白素贞美丽、坚贞、善良的传统经典形象。

除了大众熟知的影视剧，《白蛇传》更是戏曲舞台上常演常新的剧目。从清代开始，每年端午节前后，必演承应戏《白蛇传》。因为端午节有白蛇喝下雄黄酒现出原形，许仙惊吓而死的情节，是全剧起承转合的重点场次。承应戏又叫“节令戏”，是清代宫廷按礼仪所需而上演的不同剧目。一年中，春节、上元、寒食、端阳、七夕、中秋、重阳、冬至等节令，都要唱承应戏。《清稗类钞》中记载：“京师最重应时戏，如逢端午，必演《雄黄阵》；逢七夕，必演《鹊桥会》。”《雄黄阵》是现在为人熟知的《白蛇传》中《盗草》一折。起初，清末演出的《雷峰塔传奇》是昆曲，到20世纪初《白蛇传》以京、昆杂糅为特点，后来京剧名家也喜以昆曲演出《金山寺》《断桥》两折，曲舞并重。梅兰芳演《金山寺》，大武生杨小楼饰演伽蓝一角，因人设戏，增加抛叉技巧和单对武打。20世纪中叶，田汉先生的京剧剧本《白蛇传》堪称这一题材最具分量的压卷之作，删去原故事中白蛇报恩等枝蔓情节，使故事中的许仙、白娘子等形象获得新的阐释维度。

看戏数十年，欣赏过不同剧种、版本的《白蛇传》，相比之下，最打动我的还是田汉改编的京剧版，因为它最具人性。若说白蛇在端阳节饮下许仙递来的雄黄酒而现出原形，是剧情转折的关键，那么游湖时她望见远处走来的许仙，发出“这颗心千百载微漪不泛，却为何今日里陡起狂澜？”一句自问，才是全剧第一个真正的转折，因为这是白蛇“做人”的起点。她不只是幻化成了人形，更是从此有了“心”——为此后所将承受的人间悲欢离合埋下伏笔：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

《白蛇传》延续了端午节饮雄黄酒驱毒辟邪、纳福吉祥的民俗意象。许仙劝白素贞饮雄黄酒，究竟是有意试探，还是无心之举？这一细节颇具琢磨意味。蛇为五毒之首，白素贞却比世人更清醒领悟为人的境界——她看透人性，仍义无反顾地去拯救许仙。她对人间美好的憧憬，一路被现实撕破；而在被法海镇压雷峰塔之前，她仍发出“人间的情爱永不消磨”的最后呐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一切，皆源于她对人间情爱的守护。

田汉对《白蛇传》的升华，赋予了白蛇真实的人心，达成白蛇真真切切做一回人的愿望。作品所彰显的人心向善的精神力量，跨越时代，至今仍能引发我们深切的共鸣。端午节看一出应节的《白蛇传》，能够为节日注入更多仪式感，也让人感到传统从不遥远。

(作者为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副会长兼作家专委会主任)

榴花入眼，白发在头

​辛晓娟

端午日

唐·殷尧藩

少年佳节倍多情，老去谁知感慨生。

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

鬓丝日日添头白，榴锦年年照眼明。

千载贤愚同瞬息，几人湮没几垂名。

端午是一年中阳气旺盛的时节。五月初五，时值仲夏，暑热渐盛，百毒入侵。于是古人悬艾、浴兰、佩五色丝以辟邪除疫。江面上龙舟争渡，鼓声阵阵；厨房里粽叶飘香，热气腾腾；院子里，孩子端起雄黄酒，泼洒墙壁门窗。

唐代诗人殷尧藩的《端午日》却不写这份热闹。没有赛龙舟、浴兰汤，甚至没有提到屈原和汨罗江。殷尧藩将一个锣鼓喧天的节日，写成了静心自省的时刻。

开头“少年佳节倍多情”，所谓“多情”，不只是儿女之情，也是对世界的好奇心。人群、美食、喧闹，都能使少年感到生命的丰盛。然而人到暮年，同样的节日来临，心中感到的就不只是欢喜。“老去谁知感慨生”，写的正是这层落差——节令年年循环，看节令的人却老了。

接下来，诗人宕开一笔：“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悬艾符，是指在门上悬艾草，并贴上符箓，驱邪避灾。“蒲酒”则是菖蒲酒，饮之可辟邪延年。诗人说自己不效艾符，并非排斥节俗，而是两鬓华发的他，已不再像少年般追随热闹的仪式，换了一种更安静的方式过节：端起“蒲酒”，祈愿升平。

殷尧藩是中唐人，中唐人谈“升平”，不能只当作寻常祝酒词来看。殷尧藩童年时，泾阳兵变，长安失守，天子出逃，之后是藩镇割据的乱局。直到他中举前后的元和年间，王朝才出现短暂中兴的气象。因此在诗人笔下，端午祈福的意义被扩大了：它不只是求一身之安，也是在求天下之安；愿这来之不易的升平之世能长久延续。

“鬓丝日日添头白，榴锦年年照眼明”是全诗中最明媚也最悲怆的一联。两鬓的白发，日日增多；但石榴花开，绚烂如锦。白发与红榴，一枯一荣，就这样并置在诗句中，触目惊心。五月的榴花，仿佛化身为一面镜子，照见草木年年生发，也照见诗人日日老去——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这便是诗人端午日体会到的生命之叹。

结尾处，诗人转入了更深的思索：“千载贤愚同瞬息，几人湮没几垂名。”千年回望，无论贤愚，都不过是时间长河中的瞬间过客。有人湮没无闻，有人垂名后世。而“声名”正是人留给这个世界的、连时间也无法抹去的痕迹。

直到结尾，诗人都没有提到屈原。这不是遗忘，而是诗人早已将先贤的身影，立在“湮没”与“垂名”的追问之后了。一个节日能够流传千年，并不只是因为它有热闹的仪式，精美的食物，更因为它替我们保存了一个民族的敬意，让先贤的风骨不随江水湮没。

少年人竞标夺彩，激流勇进；老去者对镜自照，照见榴花入眼、白发在头，也照见对安康的祈愿、对太平的珍惜。无论走过了多少个端午，仍然相信风骨与声名可以穿过时间，便是在以自己的方式纪念先贤、回应节令，这也是对传统节日精神的真正传承。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沈从文写端午

张新颖

边城(选摘)

当代·沈从文

每只船可坐12个到18个桨手，一个带头的，一个鼓手，一个锣手。桨手每人持一支短桨，随了鼓声缓促为节拍，把船向前划去。

沈从文的《边城》写到端午，说这是那地方“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全山城人到河边看划船，看人在水里捉鸭子。“船和船的竞赛，人和鸭子的竞赛，直到天晚方能完事。”

你如果读得仔细点，会注意到故事的起始、展开和曲折，都放在端午，对应了三个年份的这个节日：第一年，翠翠与二老初识；第二年，翠翠没能见到二老，却认识了大老；第三年的这天，翠翠与二老迎面擦肩而过，听传言说以碾房做陪嫁的女孩要嫁给二老。翠翠无人知晓的心事和端午节的喧腾热闹交织在一起，小说由此发展下去。

再三写端午，不只是为了情节发展的需要，沈从文着意由民俗节庆展开边城的生活风貌和精神状态。边城就是小说的主体和重心，它和故事出现在同一个层面，而不只是故事的“背景”。理解了这一点，就能明白为什么花那么多笔墨写端午。

一个地方的居民在漫长的历史中建立起生活的完整性，这个过程中产生的节庆、仪式、礼俗、风尚自有与历史和现实相关的庄严。沈从文后来的小说《长河》，写到一家人一年从头到尾什么时候过什么节，都虔敬奉行。“端午必包裹粽子，门户上悬一束蒲艾，于五月五日午时造五毒八宝膏药，配六一散、痧药，预备大六月天送人。全家喝过雄黄酒后，便换好了新衣服，上吕家坪去看赛船，为村中那条船呐喊助威……从应有情景中，一家人得到节日的解放欢乐和严肃心境。”

1963年，沈从文发表《过节与观灯》，首先谈的就是端午印象。他说赛船，“白天玩不尽兴，晚上犹继续进行，三更半夜后，住在河边的人从睡梦中醒来时，还可听到水面飘来蓬蓬当当的锣鼓声”。在沅水及其支流一些大城小镇度过的端午节，“由于乡情风俗热烈活泼，将近半个世纪，种种景象在记忆中还明朗清楚，不褪色，不走样”。

这时候的沈从文已改行做文物研究多年，联想起许多“闹龙舟”题材的艺术品，如数家珍：“较早出现的龙舟，似应数敦煌壁画，东王公坐在上面去会西王母，云游远方，象征‘驾六龙以驭天’。画虽成于北朝人手，最先稿本或可早到汉代。其次是《洛神赋图卷》，也有个相似而不同的龙舟，仿佛‘驾玉虬而偕逝’的情形，作为曹植对洛神的眷恋悬想……还有个长及数丈元明人传摹唐李昭道《阿房宫图卷》，也有几只装饰华美的龙凤舟，在一派清波中从容荡漾，和结构宏伟建筑群相呼应……”

艺术品之外，沈从文还谈到明清用象牙、竹木和剔红雕填漆做的龙船，谈到西南各省民间挑花刺绣经常都把“闹龙舟”作主题，加以各种不同艺术表现，做得异常精美出色。“当地妇女制作这些刺绣时，照例必把个人节日欢乐的回忆，作新嫁娘作母亲对于家庭的幸福愿望，对于儿女的热爱关心，连同彩色丝线交织在图案中。”而闹龙舟的五彩版画，之所以特别受农村和在渔船上、货船上的妇孺欢迎，也是因为“能引起他们种种欢乐回忆和联想”。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道在光明照千古

周庆贵

端午即事

宋·文天祥

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

故人不可见，新知万里外。

丹心照夙昔，鬓发日已改。

我欲从灵均，三湘隔辽海。

每逢佳节，倘若我们可以做一回古人，那么做上巳节的王羲之需要好才艺，做中秋节的苏东坡需要好酒量，做上元节的辛弃疾需要好眼力，而做端午节的文天祥，则需要莫大的勇气。

至元十八年(1281年)，文天祥被囚禁在大都狱中一年有余。他抚今追昔，沉吟不辍，在端午节这天创作了《端午即事》。这是一首古体诗，相比声韵和谐的近体诗，它押仄声韵，显得格外“拗怒”，体现诗人内心苦闷，倔强孤绝，堪称板荡年代士大夫不改初心的正气之歌。

“五月五日午”，起笔很拙，且与诗题有重复之嫌。其实，此间大有深意。一方面，这是文天祥掰着指头算日子，极言狱中光景难熬；另一方面，文天祥的生日恰是五月初二，他将生日与端午节连缀起来，增加了诗的生命哲思。当天，他还作《端午初度》二首，诗题意为临近端午的生日抒怀：“死所初何怨，生朝只自知”，抒发狱中的孤独；“楚囚一杯水，胜似九霞卮”，表明不屈服的气节；“所思多死所，焉用独生存”，坚定殉国的决心。特殊的人生阶段，往往刺激诗兴，何况两个重要时刻交叠。

文天祥的端午节像一条扁担，一端挑着生辰之感，一端挑着殉国之思。何其悲怆，何其壮烈!

熟悉了上述背景，整首诗就不难理解了。“赠我一枝艾”，正如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之“茱萸”，以典型的风俗意象寄托怀想，有起兴的味道。随即趁势睹物思人，“故人不可见，新知万里外”，逝者已阴阳两隔，生者亦天涯海角。思绪至此，诗人的视线由外界转向自我，“丹心照夙昔，鬓发日已改”，纵然形骸憔悴衰老，丹心却不曾磨灭。这一转，转出波澜，转出境界，更转出风骨。

最后，诗人誓言“我欲从灵均”，决心殉国。然而，情感刚达高潮，便陡然跌落深渊——“三湘隔辽海”!“三湘”是屈原投江之地，更是南宋故国的代指。“欲从灵均”，时空所限，渺不可得。我们仿佛看见诗人伶仃地行走旷野，一如屈原行吟泽畔，上下求索。

《端午即事》在艺术层面称不上精巧，却承载着文天祥一以贯之的丹心闪耀。其《言志》写道：“仁人志士所植立，横绝地维屹天柱。以身徇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二诗正可互为注脚。

2026年恰值文天祥诞辰790周年。端午节，我们读文天祥，要读他的那份才气，文以载道；要读他的那份正气，不忘初心；要读他的那份豪气，舍我其谁，誓做中华民族的脊梁。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 人民日报 》( 2026年06月19日 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