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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投读书会·澎湃北外滩”是由上海市虹口区委宣传部、上海市虹口区文化和旅游局、中国建投集团建投书局、澎湃新闻共同打造，深耕在地文化的高品质阅读品牌。目前正在开展的第十四季读书会（2025年4月20日-2025年9月6日）以“岁时江南”为主题，从“四时天语、红妆千年、耕读传家、器藏万物、园冶天成、灯月双辉”六重视角，触摸江南生活里的时光暗涌，并尝试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找回那份与四时共呼吸的江南韵律。

“岁时江南”第六场，建投书局邀请到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民俗研究室主任毕旭玲老师为我们带来题为《见月不闲坐，闻灯要看来——传统江南节日中的灯月双辉》讲座。从“社火同祭”的古老灯源，到“月精演变”的神话脉络；从稻作文明浸润的江南节俗特色，到水网之上独有的放水灯传统，毕老师带领我们走进江南节日的灯火世界，感受江南民俗的独特魅力，江南的节日因一盏灯，一轮月而有了别样的诗意与温度。而那些曾被简化为“饮食娱乐”的节日仪式，也在灯与月的双重映照下，重新显露出承载文化记忆的厚重分量。

主讲人：毕旭玲，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民俗研究室主任

以 “江南灯影” 为题，我们最先联想到汉族传统节日里明月与彩灯相映的诗意夜晚，“灯月双辉” 的构想，本是想与大家共话赏月观灯的民俗。临近活动，一个问题却引人深思：我们为什么要过节？

中元节，这个被今人赋予特殊联想的节日，在古籍中曾是 “令节”“嘉节”，其夜晚亦被赞为 “嘉夜”。天朗气清，正宜走出室内，于自然与人文的交融中感受生机。这也让我笃定了本次分享的核心：源于自然节律的古老节点，如何演变为承载人文温度的传统节日？灯与月的习俗背后，藏着怎样的文化变迁？江南大地的观灯赏月传统，又沉淀了多少地域风情？

我们将探寻传统节日从 “解决客观问题” 到承载文化记忆的发展脉络，让被误解的传统在理性与温情的解读中重焕光彩。

一、从节令到江南传统节日

（一）传统节日经历了从节令到节日的发展变化

中国传统节日的源头，是先民依据天象、气候、物候的周期性变化总结出的时间体系，其核心功能是服务农业生产。作为精耕细作的农业大国，这套体系与农耕周期深度绑定，明确播种、耕作、除草、收获的节点，具有极强的自然属性，本质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其思想根基正是“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不仅要求人遵循自然节律，更包含“天人相应”的内涵——人的行为会影响自然变化。这促使先民乃至古代帝王保持自省，“罪己诏”便是这种认知的体现，也是民族在自省中前行的佐证。我们熟知的二十四节气，是节日前身“节令”的重要内容，以太阳视运动规律为基础制定，同时结合了气象和物候的变化，能精准指导生产生活，比如白露将至便意味着暑热终结，这是先民长期探索自然的智慧结晶。

随着社会发展，君臣、夫妻、亲子等社会关系需依托载体调节，先民便在节令中注入人文内涵，使其演变为兼具社会与文化属性的节日。“团圆”成为所有节日的核心主题——农业社会中，稳定的集体是生存保障，团结团圆由此成为共识。中元节便是与祖先“团圆”的特殊节日，古人称其为“令节”，正是对其美好内涵的认可。

清明节、冬至节均由同名节气发展而来，清明的祭祖习俗是其与寒食节融合的产物。古代清明本是吉祥节日，明代《清明上河图》中，祭祖的肃穆与婚嫁的喜庆并存，先民扫墓后放风筝祈福，便是其吉祥属性的生动体现。

中元节、中秋节则无直接节令基础，自诞生便承载浓厚人文属性。中元节时值农忙，后受道佛文化影响形成祭祖传统；中秋节作为古老祭月节日，“八月十五”的固定日期是历史演变的结果。这类节日的稳定流传多始于宋代，完整呈现了传统节日从自然节令到人文盛典的发展脉络，是华夏民族敬畏自然、构建文明的缩影。

（二）江南传统节日的特色

如今提及过节，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特定的饮食、娱乐活动，但这些并非节日的核心。追溯本源便会发现，所有传统节日的诞生，都源于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或指导农耕生产，或调节社会关系，或寄托精神情感。

值得注意的是，江南地区的传统节日，与中原地区相比有着鲜明特色。这种差异根植于地域环境、生产方式与文化传承的不同，让江南的节日在遵循共性传统的同时，更承载了独有的地域风情。

1.以稻作农业为经济基础，形成了稻作文化特色

江南与中原节日的差异，首要根源在于经济基础的不同。水稻是中国原生作物之一，栽培种植历史悠久，以稻作文化为根基的江南地区，其传统节日深深烙印着稻作文明的特色，诸多节日节点都与水稻生产周期紧密相连。

在水稻播种前，相关节日的核心功能是祈福，祈求后续生产顺遂；进入播种至熟期，节日的诉求则转向护佑作物顺利生长、远离病虫害——端午便是典型，即便在中原地区，其辟邪祛秽的传统功能，本质也是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毕竟生产丰收是生存的根本。

到了水稻收获期，秋社、中秋、重阳等节日的核心便转为“秋报”，即通过祭祀报答祖先与神灵的护佑；步入农闲时节，天气转冷不再适宜耕作，节日则承担起年度总结与酬谢的功能。以上海地区为例，当地最受重视的祭祖节日并非中元，而是冬至——此时农闲已至，人们有充足时间筹备祭祀事宜，这正是稻作生产节奏在节日习俗中的直接体现。

2. 以吴越文化为历史底蕴，形成了吴越文化特色。

江南传统节日在承袭中华传统共性的同时，因吴越文化的深厚浸润形成了鲜明地域特色。在节日溯源上，其并非完全遵循统一范式，如嘉兴端午节便以纪念吴国大夫伍子胥为核心，相关传说与贡献记载至今流传，与其他地区祭祀屈原的传统形成差异；受水网密布、濒临海洋的地理环境影响，江南节日还带有浓厚的 “亲水” 特色与海洋文化属性，相较于内陆以悬挂或地面摆放为主的灯彩习俗，江南衍生出独特的水灯习俗，成为节日中极具辨识度的景观。

自唐代经济重心南移后，江南汇聚了大量财富与技艺人才，民众对生活品质的追求推动节日习俗不断升级，以灯彩制作为例，为满足更高审美需求，当地创新出众多工艺复杂、造型精美的灯彩品种，深刻体现了商业文化与民俗文化的深度融合。

二、从灶火祭祀到张灯赏灯

“灯月双辉”。首先，我们从 “灯” 切入，探讨张灯赏灯这一习俗背后的文化内涵与发展脉络，挖掘其在传统民俗中的独特价值。

（一）张灯赏灯习俗的渊源：社火同祭

张灯习俗源于社火祭祀，社火则植根于上古土地与火崇拜。宋代后，“社火”从单一祭祀拓展为节日歌舞总称，傩舞、傩戏皆属其类，兼具“娱神”“娱人”及祈福、禳灾功能，是古人精神生活与集体活动的重要载体。

“社”由“示”（神）与“土”组成，本义为土地神。其祭祀层级分明，上至天子“太社”，下至地方社神，与社会结构相契合。后“社”延伸为“同社”（共祭土地神的群体），“社会”“社区”皆源于此，“社稷”代指国家也正因土地神（社）与五谷神（稷）是国家存续的象征。

据《礼记·祭法》，古代“社”分“公社”（如太社，民众共祭）与“私社”（贵族专属）。东汉许慎明确“公社”为公共土地神，后世误作“社公”衍生出“土地爷”称谓。实则土地神性别无定规，从“大地母亲”隐喻看更关联女性神性，“土地爷”是对“公社”的误读。

嘉定区州桥古镇“后土之神”碑 毕旭玲提供

最早的土地神是共工氏之子后土，“皇天后土”源于此。此处“后”意为“王”，与“后羿”“后母戊大方鼎”中“后”的“掌权者尊称”一致。夏代尊后土为神后，商代欲换无果而沿用，可见土地崇拜与统治稳定的深度关联。

祭社是古人集体生存的重要仪式，每户需参与，民众可集体狩猎备祭品。这种模式强化了“土地养民”共识，催生“报本反始”理念——民众以土地产出回报土地神。

古代区域核心神为社神，家庭早期核心神为中霤神，“灶神为主”是后世演变。现代仍有土地神崇拜痕迹，如上海嘉定洲桥的“后土庙碑”，印证了其民间影响力。

社火之“火”源于火神崇拜，与燧人氏神话及早期农业相关。燧人氏“钻木取火”提升先民体质，其观测到“大火星”春分时东升，便“放火”清理土地（焚烧野草作肥省工），这是对“刀耕火种”的记录，火成为农业发展核心资源。

东方苍龙七宿 天蝎座星空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古人将星空划分为“二十八星宿”，东方苍龙七宿的“角宿”是春季最早显形的星宿，“二月二龙抬头”便源于此，标志农时将至。“大火星”是农业“时间标志”，古人据此总结农时，使“火崇拜”延伸为对农业生产力的敬畏。

（二）张灯赏灯的古老功能：以火驱疫

观灯习俗产生自古老的社火祭祀仪式，社火祭祀则起源于土地崇拜和火崇拜。如今我们赏灯多关注其审美娱乐价值，如豫园灯会上神话题材灯组，能直观感受传统神话的具象魅力。但在古代，张灯的核心功能是以火驱疫，以仪式化形式向民众传递防范传染病的信号，形成基于集体信仰的心理预防机制。

这种功能可追溯至先秦方相氏驱疫仪式，这也是后世傩舞、傩戏的雏形。方相氏形象极具象征意义：身披熊皮，头戴“黄金四目”面具，一手持戈，一手举盾，身穿黑色上衣和红色下裳。到汉代，仪式更趋完整，方相氏手持火炬驱疫，并将“疫气”送出端门，表达了“火可驱疫”的古老认知。

方相氏逐疫升仙，河南南阳 毕旭玲提供

汉代画像石中频繁出现“方相氏驱疫”场景，表达了古人驱邪纳祥的诉求。汉人常将神灵形象刻于墓室石棺外侧，冀望护佑逝者不受邪祟侵扰，并顺利升天。河南南阳出土的“方相氏逐疫升仙图”便是例证，画面右侧熊形形象为方相氏，乘龙虎的仙人则负责接引墓主人灵魂。

正是 “以火驱邪” 的逻辑，构成古人观灯的重要动因。灯是火的延伸，观灯并非单纯视觉活动，而是参与集体灯火仪式，借火的镇邪属性驱除不祥、祈求吉祥，这正是上古驱疫仪式在节日习俗中的传承与演变。

三、从月崇拜到月祭祀

（一）月崇拜与月神话

月崇拜是我国古老自然崇拜的核心，起源于先民对月相周期性“消亡—重生”规律的观察。先民认为月亮兼具死而复生之力与生生不息的生殖力，遂以祭祀为载体形成月崇拜传统，将其奉为生命与繁殖之神。

常羲浴月，清代《山海经》插图，毕旭玲提供

我国早期月神话中，《山海经》“常羲生十二月”最具代表性。书中记载日月山为天枢，常羲在此为月沐浴，清代插图将其描绘为母育子的温情场景。这一神话并非虚构，而是先民以神圣叙事阐释“一年十二月”历法体系的产物，反映了对月份更迭的早期认知。

随着认知发展，先民将月亮神力归因于“月精”，其形象历经蟾蜍、玉兔至嫦娥的演变。早期月精以蟾蜍为主，嫦娥奔月神话中便有“嫦娥服不死药飞升月宫化为蟾蜍”的记载。但这一情节与后世审美相悖，逐渐被嫦娥伴玉兔的唯美形象取代。

玉兔成为月精，源于其“为西王母捣仙药”的神话，这一形象在汉代画像石中多有体现。马王堆汉墓梯形帛书中“蟾兔并现”（月中同时出现蟾蜍与玉兔）的格局，说明在汉代两种月精神话并行流传。二者成为核心月精形象的关键，在于蟾蜍腹大、玉兔多产的特质，与月亮“生生不息”的属性及月崇拜的生殖力追求高度契合。

（二）月相知识的总结和应用

月相图 毕旭玲提供

古人对月亮的崇拜，从神话发展到科学观测和月相知识的总结。月相变化周期约为30天，古人据此赋予不同节点专属称谓：农历初一为“朔”，月圆之日（或十五，或十六）为“望”，望日的次日称为“既望”；初七、初八时，月相呈D型的半月为“上弦月”，二十三、二十四时，月相呈反D型的半月为“下弦月”，月末无月之日则称“晦”。

月相周期变化虽不直接指导农事，却深刻影响古人生活。在没有日历的早期，人们常将肉眼容易分辨的“望日”约定为相聚时间，月光明亮也便于聚会社交。一部分早期社交聚会活动后来慢慢演变为节日，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传统节日时间是十五。

为寻求较为准确的时间周期，古人发现12个朔望月与一个太阳年日数相近，遂创阴阳合历。因二者时长并非完全契合，需以“置闰”调整，最终确定“十九年七闰”法则并沿用至今。置闰以节气为据：二十四节气分“节气”与“中气”，农历某月若仅有节气无中气，便定为闰月，名称沿袭前月（如今年闰六月）。

诸多传统民俗被曲解为玄学，实则是古人生活经验的凝练，部分“玄学解读”更是牟利者的编造。如“前不栽桑，后不栽柳，院中不种鬼拍手”的俗语，“鬼拍手”指大叶杨等，树叶大易发出声响，扰人睡眠；门前不种桑因桑叶招虫蚁，出入易受侵扰；屋后不种柳则因冬春多北风，柳絮易被吹入前院影响生活，与“谐音不吉”“招鬼”等无关。

宋《岁时广记》插图 毕旭玲提供

农历七月被称“鬼月”亦是误读。古人以十二消息卦表现阴阳二气消长，七月卦象阴爻阳爻各半，是阳气转衰、阴气始盛的转折点，气候转凉（《礼记》载“凉风至，白露降”等气象物候特征）。因七月是阴阳转换开端，且行刑、祭祖活动集中，加之道教、佛教文化影响，渐被贴“不吉”标签。但对忙于农事的百姓而言，此时生产如常，所谓“鬼月”并无实际影响。

江南中秋观潮习俗，亦源于对月亮的认知。汉代枚乘《七发》中“广陵曲江观涛”的“曲江”，即今日钱塘江（浙江省名亦源于此）。农历八月十五前后，地球位于太阳与月亮之间，月球与太阳引力叠加使海水受力增强，形成壮观大潮，此为观潮习俗的由来。

“弄潮儿”一词也与观潮相关。北宋时，富贵人家出资让渔民在潮中表演：渔民持旗随潮起伏，逆潮而上、逐潮而行且旗不沾水，以此换赏钱。苏轼任职江南时曾作组词描绘此景，其中一首却被诬讥讽掌权者，成为“乌台诗案”导火索之一，实则该诗仅是对民俗的客观记述。

（三）祭月礼俗与传统阴阳观念

祭月礼俗可追溯至商代，甲骨卜辞“王宾月”即天子祭月的记载。周代时，周天子身着绣有黑白斧形花纹的黼衣，于傍晚行祭月之礼。天子选择秋分祭月，源于时节与阴阳观念：秋分昼夜均分，此后阴气渐盛，世界归月神主宰，因此定在秋分祭月。

十二章纹图 图片来自网络

但秋分是太阳历节气，与太阴历的农历十五往往不重合，常出现无月可祭的尴尬，而民间祭月选择在离秋分最近的农历八月十五，这是中秋节的重要来源。北京月坛公园有夕月亭，月坛便是明清天子秋分日傍晚祭月之地。

北京月坛公园夕月亭 图片来自网络

民间祭月仪式的主体曾发生过变化。在宋代，男女童子是祭月的主要人群，男孩祈求“早步蟾宫，高攀仙桂”，考取功名；女孩期盼容貌秀丽、觅得良婿。民间亦有女性拜月获益的传说，如齐国无盐女因拜月拥有出众品德容貌，终成皇后。明清以后产生了“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习俗——因月属阴，祭月者以女性为主。

此外，月崇拜中还衍生出与生产相关的占卜活动。古人认为，如果八月十五月色明朗，养兔人能获得丰收，渔民也能采到很多珍珠，这是月亮生殖崇拜的体现。

四、江南观灯与赏月习俗

聚焦江南地区，我今天的分享主题，灵感源自唐代崔液的诗作。诗中描绘了上元节（元宵节）时，百姓倾城而出赏月观灯的盛景，“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

相较于其他地区，江南人对赏灯、赏月的偏爱尤为突出。明代唐寅曾作元宵诗，开篇便道“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道尽了江南人心中的元宵雅趣——唯有皓月当空、灯彩璀璨相映成趣，才称得上是圆满的元宵节。

（一）江南人好观灯

古代江南地区曾为钱氏所建的吴越国疆域。北宋建立后，国力强盛，吴越国主钱氏因国力不济，选择纳土归宋，使江南地区平稳归入北宋版图。民间流传着一则相关传说：北宋京城的灯节仅有三日，即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江南地区却可延续至十七、十八日，相传这是钱氏归宋时提出的条件——以纳土献财为代价，换取江南百姓多赏两夜灯。

这则传说折射出吴越国无力与北宋抗衡的历史现实。但从传说中亦能窥见，江南地区素有赏灯习俗，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灯节持续时间较中原地区更长。

南宋《武林旧事》中记载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宋代皇室在中原时，对赏灯并无特殊偏好；待宋室南渡定都江南后，皇室对赏灯的喜爱程度大幅提升。甚至提前至九月重阳节，宫中便有“菊灯”可供赏玩，此后各类新式灯品会陆续进贡入宫，供帝王、群臣及后妃御赏。

一入正月，江南地区更是灯火璀璨，部分区域会搭建“鳌山”——将众多彩灯有序堆叠，塑造成巨鳌的形态，蔚为壮观。在当时所有灯品中，以苏州所产最为精巧，其中又以五色琉璃灯最为知名。

（二）江南灯饰形成早、规模大

江南民众不仅喜爱赏灯，发达的商业更催生了起源早、规模大的专业灯市——即专门售卖灯具的市场。宋代诗人范成大的《灯市行》，便以苏州府为背景，描绘了当地灯市的繁盛景象。诗中写道“今古繁华地，偏爱元宵灯影戏”，点明苏州作为千年繁华之地，民众对元宵赏灯的喜爱尤为深切。每逢腊月天气转好之时，街头便已开始售卖各式花灯，灯市的序幕早早拉开。诗中特别提及两种知名灯品：一种是“蝶羽千丝”，指以丝线串珠制成的珠灯；另一种是“罗帛灯”，其制作工艺极为繁复精巧。这些精致的花灯，往往不等正月十五元宵佳节到来，便已在市场上热销。

这种繁盛的灯市景象，一直延续至明代。据文献记载，当时杭州府的灯市规模极为可观，从寿安坊到众安桥一带，沿街皆是售卖花灯的商铺。此时的花灯，已不再局限于单一的造型，而是融入了丰富的神话传说与戏曲故事元素，例如“钟馗捉鬼”“刘海戏金蟾”，以及当时广为流传的戏曲题材“月明度妓”——“月明”是故事中的和尚形象，“度妓”则是核心情节。这类表现复杂故事的花灯，已非单一灯盏所能呈现，而多为组灯形式，如同今日豫园灯会中呈现完整情节的灯组一般，通过多个灯盏的组合，完整还原故事场景。

（三）江南著名灯品

宋代代表性灯品为罗帛灯与琉璃灯。罗帛灯以红白丝织品为壳，周身镂孔，点亮后光线散射，绚烂夺目，其制作工艺现已失传；琉璃灯又称无骨灯，以粟米囊为内胎烧制，取出粟米后成空心琉璃球，烛火点亮时光芒堪比水晶灯。此外，宋代还有以鱼脑骨为架、用玳瑁等装饰的骨灯及羊皮灯，这些制灯技艺均已失传。明代灯具材料有新突破，云母与水晶被广泛运用，凭借云母的层叠特性，制成的灯具透光性极佳。

百子图龙灯胜会，清末年画，上海小校场 毕旭玲提供

江南灯俗与龙图腾崇拜紧密相关。当地滨海水网密布，先民自古崇奉龙蛇图腾，东海龙王传说深入人心。宋代民间便有草龙灯，以稻草扎成龙形骨架，密点烛火而成；后世又涌现出八宝龙灯等各式龙灯。清代龙灯表演中出现了“龙戏珠”舞蹈，龙灯通体燃烛，舞动时如火龙穿梭，文献以“电掣一条火”形容其盛景。舞龙灯成为江南节庆必备活动，上海小教场年画《百子图龙灯盛会》，便生动描绘了孩童舞龙灯的热闹场面。

（四）江南放水灯习俗

江南灯俗里，放水灯的地位举足轻重，这与当地水网密布、濒临江海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唐代时，放水灯景象已见于诗文，诗人李郢游历湖杭目睹盛景后曾作诗记述。明代朱元璋定都南京，某年元宵前夕天气放晴，令他大悦，便下令在秦淮河燃放万盏水灯。彼时水灯仅是节庆点缀，满是欢乐吉祥，并无后世“引魂”的悲戚感。

南宋时期，放水灯习俗进一步发展，有了祭祀水神的内涵。都城临安（今杭州）百姓中秋会往钱塘江放数十万盏“一点红”羊皮小水灯，灿若繁星，此举是为祭祀钱塘江神伍子胥，祈求护佑。宫廷也于七月十五日派内侍往龙山投放江灯，祭奠江海神祇。大约在明代，受佛教影响，才出现了中元节放水灯照冥路的习俗。

（五）江南人好赏月

江南地区的民众同样热衷于赏月。中秋赏月的习俗在唐代便已形成，民间还流传着一段相关传说：唐玄宗与杨贵妃曾于八月十五夜，一同前往太液池畔赏月。二人选择临水望月，是因月光洒落在水面上，能形成“天上月、水中月”交相辉映的绝美景致。彼时，二人还相约于次年修筑高台，以便登临远眺、饱览月色，奈何不久后安史之乱爆发，筑台之愿终究未能实现。正是在这段传说的基础上，衍生出了中秋文化中极具盛名的唐玄宗游月宫神话。直至今日，在不少漆画、器物以及文人画作中，仍能见到以此为题材的艺术作品。

月下把杯图页，南宋马远绘 毕旭玲提供

到了宋代，中秋赏月的风气愈发兴盛，在江南地区更是蔚然成风。这一现象的出现，与江南地区的富庶密切相关——优渥的物质条件，为人们营造了舒适的赏月环境。据《梦粱录》记载，每逢中秋之夜，王孙公子、富家居士都会在高楼之上设宴，于宴饮歌舞间共赏明月；即便是身居陋巷的清贫人家，也会尽力筹措钱财、置办酒食，只为共赴这场月色之约。

当日，街市之上商贾云集，游人赏月的兴致彻夜不衰，直至天明方才散去。古代本有宵禁制度，但中秋之夜城门彻夜不闭，任由百姓往来游赏。及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赏月习俗又生出新的趣味：女性不再局限于家中赏月，而是身着盛装外出游玩。她们或前往庵堂，或流连于各处景致，赏月游乐直至月落天明。这种女性集体夜游赏月的活动，被称为走月亮。这一习俗的盛行，也从侧面反映出江南地区对女性的束缚相对宽松。

（六）江南月桂与月路神话

江南孕育了不少月亮相关神话：唐代《本草拾遗》记载，每年四五月后的晦日，江南道路常会出现桂子，其他地区则无，传说杭州灵隐寺僧人曾捡拾栽种成桂树，这些桂子被附会为月宫飘落。月桂神话有着完整叙事，相传日行万里的神鸡往返天地与月宫，衔来的桂子只落在江南，因它往返的“月路”终点便在此地。

童子折桂图，清中期中堂版画，苏州桃花坞 毕旭玲提供

这一神话暗藏两层深意：一是映射南北方气候与植物分布差异；二是月桂象征科举及第，江南推崇此神话，与经济重心南移后当地富庶、子弟科举兴盛密切相关。宋代以后科举史料显示，江南进士数量远超其他区域，因此“蟾宫折桂”的吉祥纹样与祝祷语，在苏州桃花坞和上海小教场所产的年画中十分常见，彰显出江南对教育与文化传承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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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旭玲讲座视频精选(02:31)

来源：毕旭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