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雪来了。

一切喧嚣，在一夜之间安静下来。崆峒山的轮廓被雪重新勾勒，一片枯澹与清旷。每一场雪，其实都是久别重逢。它从宋人的画意里飘来，带着范宽《雪景寒林》的幽深，带着马远《晓雪山行图》的清旷，落在今日崆峒的飞檐与松枝上。这是山与雪的相约，那些纷扬的心事，与无言的懂得，早已在千年的凝视中，化作一片寂静。

崆峒的春雪，吻在丹霞岩壁，在天地挥毫间泼洒出冷寂的雄浑。崆峒的春雪，覆上千枝万桠，在渐密的雪幕中，晕染出一幅漫无边际的写意山水。风来时，雪粒簌簌惊落，仿佛冬与春正在此间低语，交换着季节交替的不舍与温柔。

这风景，天生便带着一份宋画里的荒寒之意。山径无人，古刹默然，雪静静地覆盖了石阶、崖壁与枯涧，然而这荒寒并非死寂，恰如宋人画雪，总在“千山鸟飞绝”的留白处，藏着隐约的生机。春意暗自萌动，融水滴落，声音清越空灵，将人的思绪引入杳渺的时光里。

不知北宋那位名叫杨世昌的道士画家，当他悬笔凝神，试图勾勒黄帝于崆峒山拜谒广成子的那个瞬间时，窗外的世界，是否也正飘着这样一场春雪？那雪，是否也这如这般，带着清寂与温柔，静静落进他的笔意里？

画中，广成子“蹙然而起”，黄帝“膝行而进”。一场关乎“至道”的问答，在静极的洞府石室中发生。杨世昌用笔细劲秀挺，将两种极致的“静”刻划入微。广成子是内蕴宇宙、豁然贯通的清明之静；黄帝则是放下人主威仪、心怀敬畏的凝神之静，被画家绘于绢素之上。

雪，掩去了山的棱角、树的杂芜、路的曲折，只留下事物最本真的轮廓。这恰是道家“见素抱朴”的自然呈现。黄帝为何偏在此般清寂之境中，叩问治国之道？或许唯有褪去冠冕华服，褪去尘世的喧嚣，人心方能如这雪后空谷，变得澄明而清彻，才堪触及天地间那最幽微玄远的道。

杨世昌并非宫廷画师，而是苏轼在黄州逆境中交往甚密的友人，其“一叶扁舟任飘瓦”的超然姿态，正与苏轼相契。元丰五年那两次著名的赤壁之游中，那位在《后赤壁赋》末尾“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的神秘道士，正是杨世昌。可以想见，在长江的月色与雾气中，苏轼与杨世昌关于宇宙、人生、艺术的谈论，必然深刻而悠远。苏轼笔下“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的共适之乐，“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的变通之观，“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的旷达之境，无疑深深浸染了杨世昌所代表的道家的超脱精神。

这幅《崆峒问道图》，蕴藏着他们之间的“素衣之约”。那是一种超越了世俗得失的纯粹精神交往的约定，他们在雪夜围炉，素茶淡话，所言者，无非山水、琴箫、天道。杨世昌将这份超然物外的精神追求，寄托于远古的崆峒求道故事，笔触恬淡温润，全无秾丽俗妄之色。这清寂的画风，在北宋中原主流画坛之外独树一帜，留下了独一无二、引人无限遐想的一页。

从黄帝的问道到秦皇汉武的西巡，他们登上崆峒山，所求所悟或许各异，但本质上都经历着一场精神的沉淀，让纷乱的思绪、宏大的抱负，在云雾雪霭中沉淀、澄澈，最终复归于一个向天地和内心真诚发问的纯粹自我。

我们今日对“雪境”的审美，早被千年前的笔意与哲思悄然塑造。那荒寒中的生机，寂寥里的暖意，其底色正是道家“致虚极，守静笃”的观照。雪，以其纯粹的白，覆盖并简化了世界的纷繁，让我们得以亲近庄子“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的“坐忘”之境。

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路径之外，道家思想，尤其是庄子的超然精神，为中国文人开辟了另一条道路，一种隐逸山林、返璞归真、追寻个体精神绝对自由的选择。崆峒山，正是这条路上的精神地标。

历代文人客在此寄托情怀，山也因此沉淀了多元的精神气象。骆宾王见其“河流控积石，山路远崆峒”的苍茫；李白在此寻根问祖，抒写“世传崆峒勇”的豪迈与“本家陇西人”的乡情；杜甫以“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的意象，承载其浩茫忧思；而至近代，谭嗣同登临，吟出“斗星高被众峰吞，莽荡山河剑气昏”的慷慨之志，以山喻天下，气冲凌霄。

这正是崆峒山的魅力，它并非一种单一的象征，而是一片能够容纳多元生命境遇与精神探索的辽阔空间。它让中国文明在庄严的秩序之外，保有一份自然的、个体的、飘逸的灵性。正是这种包容与滋养，赋予文明以更辽阔的时空维度，在多样中达成深刻的和谐，从而获得生生不息的内在力量。

风起，卷起一层雪雾，掠过棋盘岭上的古松。松枝摇曳，积雪纷落。在崆峒山的这场春雪里，《崆峒问道图》在天地间铺展。那黄帝与广成子之间未尽的对话，仿佛在这清冷的空气里，等待着每一个披雪而来的“素衣”之客，用脚步与心神，去继续这场跨越千年的、关于“道”的问答。

“洒空深巷静，积素广庭闲。”崆峒春雪，营造了悠远的文化意境，在万籁俱寂中，引导人们抵达更高渺的精神境界。

（中国日报甘肃记者站 编辑：胡雨濛 通讯员：柳娜 摄影 徐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