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袁蒙沂

它是冰冷的，触之寒凉；它是炽热的，摸着烫手。它是静止的，一动不动；它是活跃的，不住地在滚动。有人催着、推着，碾碎日光灼灼，碾碎月光朦胧，碾出朴素饭香。

在时间的长河中，它就在那里默不作声地待着，延续着自己的冰冷、炽热、静止、滚动。它出自谁之手、将何去何从，没人太在意。

你把黄豆放到它身下，它就开始咀嚼黄豆，泡软的黄豆，被它滚上几滚，该扁的扁，该裂的裂，该碎的碎；你把地瓜干放到它身下，它一样会咀嚼，咀嚼成你想要的米粒状；你把坚硬的花生饼喂给它，它照样能把其碾碎；辣椒成熟的时候，它能轧辣椒花；骨头砸不碎的时候，它能轧骨头粉。它的存在，是村庄的主心骨，被人们寄予了许多希望。

村中的那个石碾，被留在原来的位置，在拐弯处的大路边上，距路边只有半米之遥。如今村里人少，又有了电磨机，用到石碾的机会便少了，它正从大众视野中慢慢隐退。以前，村里人多，这一个石碾还不够用，老家宅院北面偏西还有一个月牙形的小点儿的石碾。那个月牙碾是啥时候弃用的、去了哪里，已无法追溯。

母亲轧碾时，我和妹妹常跟着看。过去农村的主妇每天最忙活的还是烧火做饭看孩子。轧碾，是做饭前最常干的事。

几块大石头，垒成一个西瓜大的孔洞，孔洞上压上一块几百斤的大石头。这个孔洞，是放碾棍另一头的。直径一米多的圆形石碾被微斜在碾台的碾槽里。石碾三十多厘米厚，正中间留了个穿碾棍的孔。不知谁从哪里锯来一棵对掐粗的树干，截断多余部分，扒掉树皮，一头固定到石碾中，一头插到另一侧的石洞里，树干就成了碾棍。石碾的底座，最少也得千把斤。那个底座由一块长方体石头凿成，长约一米半，高一米余，宽度大概半米。轧碾时，人站在石碾外侧，推拉碾把，使其来回滚动。

这样的石碾，还有那个月牙形的碾，我只在老家见过，别村的石碾都不一样。以前的日子，是离不开石碾的，难熬的东西，先让它啃。每家每户，天天轧碾，地瓜干、豆钱子、果子饼，经它啃咬，才易炖炒。大年夜和元宵节，母亲都会特意嘱咐，烧纸、上香、放灯，一定不能忘了石碾处。后来，有了电磨机，用石碾的少了。那个笨重的家伙，不肯就此陨落，仍固执地待在原地。每次开车回老家，都见它画地为牢，不声不响地屹立在那里。

每每遇到、想到村里那个日渐被弃用的石碾，总能牵动我的心。那个石碾，是村庄人烟的见证。它被村里人凿成并安装好，风里雨里，经久不倒。它不能动，不知道躲藏，永远以裸露者的姿态，在村中躺着。村里人的繁衍生息离不开它，祖祖辈辈的锅碗瓢盆中，有多少东西是被它碾碎过的，碾台和碾槽中溜光发亮的部位，有无法掩盖的“痕迹”。啃噬、磨损、修复，一天天地，村里人你来我往地靠近石碾推拉。

人们以忙碌的节奏对待石碾，用石碾的啃咬享受生活。石碾的笨重身躯，在妇孺的催促下，被动触及各家饭碗。它的闲与忙，是农村烟火的调色板。它有一张可以品尝各家饭食的大嘴。东家的谷子西家的麦，这家的苦那家的甜，天不亮来的、天黑了来的，避不避人的，于它都一样。它的味觉、它的肚量，与黑白无关，与冷热无关。

过去，在村里，石碾和水井都是不容亵渎的。正月十五、清明、中秋、过年，绝大多数漂泊在外的人都会抽空回来一两趟，敬敬天地，烧纸、焚香，供奉酒菜，点灯、放灯。除了家中，还有石碾处。即便有的人一年到头不着家，即便有的人几年不轧一次碾，即便已让光阴磨尽了棱角和锋芒的它溜光滑溜、不温不火、一言不发，即便成天闲置着，石碾照样是个深烙心中、被人敬畏的存在。

时光倒推三十几年，我读初中前，心中是没有敬畏的，攀崖上树、下河逮鱼，懂得不多，胆子不小。那时候，闲得无聊了，也推推空碾。几个小家伙合起伙来，使出吃奶的劲儿朝一个方向拼命推或扳，想试试能不能把它推出碾槽、推下碾台，却从没想过，一旦把几百上千斤的石碾推出碾槽、滚落碾台，会有啥后果，也多亏了小孩力气小，撼不动它。

其实，碾就是村里两块大些的石头，不知被谁凿凿砸砸，就有了个粗糙的雏形。然后，经年累月，碾这碾那，沾染了每家每户的些许吃食味道，变成了小村里的神圣之物。因其有用，便不再普通。

(作者为平邑作协副主席，现供职于临沂市平邑县地方镇中心卫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