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越剧院在上海逸夫舞台演出的《清风亭》剧照

记不清看过多少次不同版本的《清风亭》了，最近杭州越剧院在上海逸夫舞台演出的这一版（王若皓、徐春兰据河北梆子剧本移植、整理）最让我激动又感慨。倒不是因为我也到了男主的年纪，更容易“共情”——代入他的角色自怨自艾；相反，更多的阅历让我能更清醒地看戏看人生，我在这个戏里看到了一个可能超过《赵氏孤儿》的中国古典大悲剧——如能稍微再做点加工的话。

《清风亭》又名《天雷报》，很多剧种都演。这简直是个教科书式的“代际问题剧”，紧紧围绕穷老头张元秀和养子两代人的关系展开，没有旁枝末节。张继保刚出生就被生母抛弃，那对母子关系刚巧与张氏父子的主线重叠。代际问题剧虽是个新的理论概念，这个题材的戏剧古已有之。两千多年前的《俄瑞斯忒亚》《俄狄浦斯王》《美狄亚》里都有两代人之间的血腥冲突，中外戏剧史上展现代际矛盾的作品数不胜数；剧中反映出各种代际问题，在任何社会都十分重要。

中国也有很多剧触及代际问题，新中国诞生之前，这类剧中的大多数——尤其最著名的那些，都站在无权无势的小辈一边，或明或暗地抵制父权的一统天下。有些像戏曲《西厢记》《牡丹亭》《梁祝》那样向长辈权贵发出呼吁，有些像话剧《雷雨》《家》那样直接揭露长辈压迫者的丑恶。但《清风亭》反其道而行之，毫不犹豫地站在长辈一边。这里两代人的地位罕见地颠倒了，穷老爹没一点“父权”，贫困潦倒孤苦伶仃。这样的人设可算是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为主的古典戏曲舞台上的异数，创作者为穷苦老人打抱不平，诅咒考上状元后冷血赶走老人的不孝子，让他当场遭到“天雷报”。

女老生石惠兰曾在《五女拜寿》中精彩地演绎过由悲转喜的老大臣，张元秀的人生轨迹刚好相反，是由喜转悲。开头路上捡到弃婴喜出望外，当心头肉收养；十二年后孩子问老爹生世，又刚好撞见生母，不得已儿归原母；过几年孩子长大“成功”，却活活气死了养父母。这部越剧主要是石惠兰的唱功戏，唱了十四段，被不孝子气死前那一大段带着颤音的唱，“妈妈啊，苍天爷爷眼似电，自有公道在人间。你灵魂千万莫走远，我这里随你上青天”赚足了观众的眼泪。演成年张继保的女小生徐铭是梅花奖得主，虽只有最后半个多小时的戏，也有五段唱。这位配角以不到三分之一的戏份、坏儿子的角色，与老好人大男主大飙演技，高潮时双双出彩，势均力敌地达到高峰体验，个中奥妙颇值玩味。结局的舞台呈现特别动人，编、导、演的配合堪称完美。编剧爱憎分明地写了个坏儿子——像《美狄亚》中那个负心汉，但中国观众不会同意让人渣溜走，于是导演在父子大段唱结束后换上个特技演员，专演哑口无言被雷劈死的坏儿子，用一段武戏来为这部唱功戏打上独特的句号。

天雷报把观众对父亲的伤心和对儿子的痛心都推到顶点，如此悲痛的结局，是不是意味着这是个很成功的悲剧？这就触及到一个学界争了几十年难有定论的问题：中国传统戏曲中究竟有没有“悲剧”？

在王国维借鉴西学研究戏曲之前，中国还没有“悲剧”的说法。这个翻译名词来自西方——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核心概念，这种戏剧类型在传统戏曲中很难找到“同类项”。《窦娥冤》《清风亭》这种主人公惨遭厄运令观众掉泪的戏曲，国人叫“苦戏”。苦戏最苦的桥段往往不在最后，而在结尾之前的高潮部分；很多戏曲观众喜欢看苦戏、为苦主抹泪，但又希望哭够后能看到善恶有报的最终结局，让心里舒坦。张继保遭雷击而死也就有点这个意思，但比起梁祝的双双化蝶和窦娥的六月雪伸冤，这里竟是再多死一个人——可以说是替父母报仇让观众出口气，“苍天爷爷眼似电，自有公道在人间”，但也可以说是悲上加悲。后一种解读使《清风亭》看似更接近《哈姆雷特》《李尔王》等剧终死一堆人的大悲剧。

然而，在一个更关键的方面，现在的《清风亭》还是跟西方的悲剧有很大不同。悲剧主人公都有或隐或显的缺陷，而且是间接导致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故所谓“悲剧性缺陷”；但中国苦戏的主人公几乎都是行为端正的好人，之所以结局悲惨，完全是由于天意不公，个人没有任何责任。就像张元秀，他是被儿子的忘恩负义不孝忤逆气死的，二老是纯粹的受害者。他在老妻撞碑死后唱道：“小奴才恨得我牙根咬断，张元秀错救了无义儿男。”其实救婴儿时不可能知道他会成为“无义儿男”。现代的观众倒可能会问：张元秀是否应该想一想，养子变这么坏，自己有没有一点责任？毕竟做了他十二年父亲，孩子幼时的教育对人格的养成会有很大影响，张元秀给了他什么样的影响呢？剧中极少具体的教育场面，只知道二老对孩子的希望聚焦于好好读书，长大做官。如果他们意识到忽略人格教育是父母的失职，会不会责怪自己无意中参与造成了现在的惨剧，一定程度上是自作自受？如果张元秀能有这样的认识和自责，这部剧就会更加令人痛心、更能让人反思；主人公的形象也就会有弧线（arc，麦基《故事》中的重要概念，指人物性格发展形成的弧形曲线，中译本译成“弧光”，不准确）。

要不要做这样的改动？可能先要考虑两个问题。首先，给无辜的老父加上“悲剧性缺陷”，是不是放弃中华文艺陶冶美德、弘扬好人的优点，硬套西方的悲剧观？其实不必多虑，外国真正好的东西就是要“拿来”的。中国文学中最好的人物形象也有自带的悲剧性缺陷，如贾宝玉、林黛玉；曹雪芹那样写不是因为学西方文学，而是因为他对艺术和人性有深刻的洞察力。当然，并不是苦戏主人公都要加悲剧性缺陷，但张元秀太适合了，问题已然在那里。如果能加点戏挑明他在孩子教育上的失策，让他最后认识到自己的责任，痛悔前非，反而更能显出他人格的高贵——悲剧英雄绝不会因有缺陷而掉份。如果张元秀在自省自责中死去，那还是截然不同于古希腊那种宣泄不洁之物的“净化型戏剧”。

《清风亭》让坏儿子如观众所愿当场被雷劈死，这个结局未必要改。但如果让张元秀死在目睹儿子的报应之后呢？这会更加重他的内心之痛，那样的他就不是直线思维因痛恨而死，而是愁肠百转因痛悔而死。这样改不仅能让主人公呈现出性格发展、自省升华的弧线；更重要的是，他的反思将能刺激观众思考：两代人反目三人俱死，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怎么才能预防不孝子发达后背弃穷爹娘的现象？这可是个有相当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现在该剧的观众大都是老人（那天我旁边有个青年，全场都在看手机），要想吸引年轻人也来看这个戏、来共同探讨这个社会问题，不能把责任全都推到小辈身上吧？

要改进剧本，需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更复杂：如果要揭示张元秀在儿子教育上的缺陷，究竟是什么缺陷？剧中有一小段戏暴露了他的教育观——更多的是显示他自己的性格：他教儿子别在意富家子弟的嘲讽，“胳臂断了袖里褪，牙齿打碎腹里吞”。这种逆来顺受似乎在暗示，他就是遭人背叛也不会反抗。同学羡慕小继保“有人疼”，不像自己常挨父母打，说明张元秀对儿子只会宠爱，从不打骂。也许这就是他的“悲剧性缺陷”？但他一点都没意识到。如果早意识到不该溺爱，改用不少中国父亲相信的“棍棒底下出孝子”，这个儿子会变好吗？

答案当然是，未必；而且，打还违背现在的法律。那什么办法会更好呢？比起揭示缺陷，改正当然要难得多。让张元秀认识到自己也有责任，这个改动并不太难；难的是怎么改才能回答现实中很多父母的问题——怎么样的教育能让孩子养成健全的人格？恐怕没人拿得出标准答案，这需要每个家庭都来探索。但如果剧本能更深入地揭示张元秀夫妇在孩子教育方面的某些具体的缺陷，至少有可能把《清风亭》从一个仅仅是催人泪下的苦戏，发展为一个还能发人深思的悲剧——即便暂时还不一定“思”得出完美的改正方法。

（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