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芸

今天，站在中央戏剧学院这座艺术的殿堂，心情很不平静。我的脑海里迅速闪过了两幅画面，一幅是由漫画家丁聪拍摄（1948年底，香港）的照片中，夏衍与曹禺两位创作巅峰时期的剧作家并排而坐，西装革履、意气风发；另一幅是1989年5月，在欧阳予倩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这两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出现在活动现场，我祖父（夏衍）的手亲热地搭在曹禺先生的肩上，曹禺的手搭在我祖父伸过去的手臂上，两人同时用殷切的眼神相望……时光荏苒，沧桑巨变，两人的深情却热烈而真挚，这个相互奔赴的动人场景及他们的戏剧人生，在那一瞬间，定格在了东棉花胡同剧场东厅的休息室里。

我祖父与他同时代戏剧家的过往，是感人至深又讲不完的故事。其中他和田汉先生的那段漓江往事，是我最想说的，也是我祖父和田汉两人都分别描述过的。

1942年4月9日，凌晨四时，田汉赶到机场送我祖父去重庆。途中，他独自冒着微雨，在山野间折了一把杜鹃花，“这把花供你在万里云端观赏”。

这之前在桂林，两人泛舟，田汉撑篙，夏衍荡桨，话题从戏剧谈到了苦闷，从妻儿谈到了白发……最终的核心是文艺人要从“小我”走向“大我”。他们，一个写了《愁城记》，一个写完了《秋声赋》。细雨之间，桂林山水之下，两座戏剧的“山峰”松林漫步，一路走一路聊，一切胜似无言，田汉用诗意的语言写道：“我们在杉湖边消受了半个小时的清新的晨风。从嫩绿的柳丝中望去杉湖还在纱般的朝雾中未曾醒透，但渔人已经划着轻便的竹筏拦着大鱼篮在那儿辛勤的工作了。”

我祖父回忆说，当他在机场见到风尘仆仆、手握鲜花的田汉时，眼眶湿润了。50年后记下这段文字时，他“走笔至此，泪下不能自已”。

从“小我”到“大我”，是一代代戏剧人人生命题的心路历程，更是救亡图存、烽火连天岁月中，我祖父那一代戏剧家用血和泪实践的崇高信仰。我祖父的起步是在1929年秋，上海艺术剧社成立。他称他们这群爱好话剧的文艺青年为日译的“素人”，这是他从事话剧的第一步——当导演，也是唯一的一次，他导了一部叫《炭坑夫》的话剧（这个绕口的剧名是日文直译，其实通俗的说法就是“煤矿工人”）。他们蹒跚学步，天真而执着，为此，我祖父自我调侃作了一副对联：“两间东倒西歪屋，一桌南腔北调人。”他说：“上一句略有夸张，下一句则是完全写实。”

我祖父在《难忘的1930年》这篇文章中写道：“假如艺术剧社在中国话剧运动史上还值得一提的话，那么它的意义只在于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并且首先提出来‘普罗列塔利亚戏剧’这一口号。”《炭坑夫》就是按照这一要求选定的剧目。他们的大胆革新，引来了镇压的风暴，两次公演之后，艺术剧社就被上海工部局查封了。“我们没有被暴压所吓倒。冒着风雨，中国话剧运动前进了。”祖父写道。虽然，艺术剧社只有短短半年的寿命，但是它响亮地喊出了主张鲜明的口号，而且为左翼作家联盟和剧作家联盟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两年以后，他们开始进军电影业，依然是拿着手电筒在电影院里学习好莱坞编剧技法的“素人”，但思想上的储备已经从稚嫩走向成熟。1933年，以我祖父为首的中共“电影小组”成立，他们从编剧、影评和理论引进，各方面渗透和改造电影界，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左翼电影运动，逐步参与并掌握了中国电影的话语权和领导权。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上海屋檐下》的首演在“八一三”的炮声中成了泡影。我祖父说：“这个戏的不能上演，在我感到的绝不是失望，而是兴奋和欢喜。抗战的炮响应该葬送一切旧的感情，旧的故事，旧的剧本，而催生出许多更兴奋、更激动、更有助于我们民族解放的作品。”此时的夏衍已经彻底走向了“大我”。

我一直觉得，在我祖父旺盛、飞扬的生命体里，并存着两个“夏衍”，一个是激情澎湃、冲锋陷阵的战士，一个是才思泉涌、笔耕不辍的写作者，两者和谐共生，根深叶茂，又相得益彰。1944年，对契诃夫“有一种癖好”的焦菊隐，写了一篇《夏衍与契诃夫》的文章，而我祖父却说：“有些朋友说我受契诃夫的影响很大，我自己说，我热爱契诃夫的作品，但不一定受到很大的影响。契诃夫看人看事是那么的冷静，我是很主观，很不冷静——我的心是很不平静的。”但是“中国契诃夫”的评价，并没有因为他本人的不置可否而终止。到了晚年，他仍然会告诫年轻的剧作家们，“每段台词不要超过20个字，要记住契诃夫的名言：简洁、简洁、再简洁”。当两个“夏衍”在他的身体和意识里叠加在一起的时候，我想，他或许也恍惚了。

“献给一个人，献给一群人，献给支撑着的，献给倒下的；我们歌，我们哭，我们‘春秋’我们的贤者……”这是我祖父1943年写在《戏剧春秋》剧本上的献词，是写给戏剧人们的赞歌。80多年过去了，这首诗依旧激动人心，在中戏的舞台上多次被传诵，这是坚守的力量，传承的力量，戏剧的力量。

献给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一个人和一群人”！

注：本文摘自2025年12月4日著名导演夏衍孙女沈芸在“剧影双峰——夏衍的戏剧与电影”展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