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前的9月底，南京沦陷前两个多月，金陵大学（南京大学前身之一）中国文化研究所里一片忙碌。九十五箱、一万多册善本古籍，装箱、紧急转运。

不久后，这批善本古籍与整理成册的“流亡书目”，被郑重托付给了一位普通人。因为战火阻隔，这一保管就是十年。十年期间，这批善本古籍两次搬迁、经历三次危险。在金陵大学战时保管员吴炼云先生的守护下，这批珍贵的文献资料最终平安回到了南京。如今，它们都安然无恙地保存在南京大学图书馆中。

临危受命，一万多册善本古籍被郑重托付

创办于1930年的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藏有大量史部典籍、地方志与珍贵杂志。1937年9月底，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徐养秋与副所长李小缘预判局势危急，提前将九十余箱善本古籍经铁路运至安徽宣城，再转至屯溪阳湖镇。

在前往屯溪的路上，这些书因为受潮需要晾晒，经过金大校友程浦云的介绍，其小时同学、在屯溪中学务工的吴炼云成了临时帮手。

1937年11月，金陵大学决定西迁成都，无法带走的95箱图书被徐养秋与李小缘郑重托付给吴炼云，并将他聘为金陵大学战时保管员。经过商议，大家决定将书箱运至江西婺源下晓起村的吴炼云岳母家中保存。

临行前，李小缘用复写纸书写了53页的《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流亡书目》，一式五份分人保管。谁也没想到，这份书目将成为十年流亡中最重要的“文化契约”。

“根据李小缘先生保存下来的非常翔实的文献资料，我们才具体了解了‘婺源藏书’的故事。”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主任李丹介绍，古籍特藏部收藏了古籍线装书近40万册，这两年，同事们在对书库的深度整理中，发现了《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流亡书目》，通过比照书目，大家发现曾被运走的书如今都还安然无恙地保存在书库中。

现代快报记者看到，南京大学图书馆现存的两份《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流亡书目》上，都明确标注藏书地点为“婺源江湾转下晓起村从新堂内吴炼云家中”，日期为“民国廿六年（1937）12月15日”。其中，保管员吴炼云手中的那份翻阅痕迹更为明显。

“这些书，走过了怎样的流亡之路？”说起“流亡书目”，李丹十分感慨，“在战争中，能保全性命于乱世本就不容易，更何况是这些书？”怀着这样的心情，今年夏天，她选择从南京出发，行至宣城、屯溪、婺源等地，重走“书籍流亡路”。

“流亡”十年，珍贵文献资料安然“回家”

当年，晾晒图书的地址位于屯溪阳湖镇余家庄的一处院子里。时过境迁，如今李丹只能依稀寻找到大概的方位。随后，她从余家庄出发，驱车前往江西婺源下晓起村，沿途便是新安江。

1937年12月，吴炼云雇佣工人搬运书籍，从余家庄的码头乘船从水路行至江西婺源下晓起村。“下晓起村村口就有一条河，船可以直接抵达这里。”李丹介绍。

然而，下晓起村的平静并未持续太久。1939年5月，匪患突袭，吴炼云闭门坚守才幸免于难。在书信中经得李小缘同意后，他迅速将书箱转移至二十里外的里蕉村老家，分散藏在村中五处贫户隐蔽的房子中。1942年夏秋，日军轰炸婺源县城，里蕉村因地处深山躲过一劫。

“为什么选择迁往江西婺源？先生们考虑得非常周到。”李丹说，下晓起村、里蕉村都在深山之中，自己暑期去的时候，还以为那里没有人烟。“里蕉村在有公路的情况下，开车需要一个小时，与外面交流十分不方便，因此，也非常安全。”

直至接到运回书籍的通知，吴炼云与李小缘反复商量确定路线。在1947年3月返回南京的途中，这批书籍遇到了第三次危险。鄱阳湖狂风骤起，载书的驳船在漩涡中颠簸，同行的煤船沉没，幸而书箱安然无恙。

十年流亡，一万多册善本古籍终于平安回到了南京。95个箱子在十年间拆分变为100多箱，但“虫未蛀、鼠未啮，霉未污”。将书籍运回后，吴炼云撰写了一份详细的经过说明，他写道，“屡遭险而未损失者，殆天不欲丧斯文乎”。

这些善本古籍，是非常珍贵的文献资料。其中，《历朝茶马奏议》是研究明代茶马交易的重要文献资料，全世界仅此一部；《南京刑部志》记载了明代嘉靖时期南京刑部法律制度，全世界仅有三部……“他守护下来的是历史文化，非常有意义。”李丹说。

字里行间，读懂他对中国文化的坚守

李丹介绍，其实起初的计划是待次年金陵大学在四川安置好后，便派人来运送图书至成都。后来，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曾为此筹专项经费、三次发送公函，无奈因战火被迫中止。

十年间，李小缘与吴炼云往来函件百余封，字里行间满是信任与责任。

书籍晾晒、搬运、放置……在信中，关于书籍的一应事宜，吴炼云都会汇报给李小缘。李小缘会询问书籍是否长虫、发霉，叮嘱吴炼云晾晒，他交代不要让太多人经手。同时，李小缘会关心当地战争情况如何？家里人是否安好？米面油是否涨价？这也与李小缘支付的经费相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两人非常高兴地在信件中提到日本投降。如今，这些信件现都保存在南京大学图书馆中，“李小缘先生将回信都保留了下来，那么寄出去的信件我们如何能知道呢？李小缘先生很有文献意识，寄出去的信件都会复写一份保存下来。”李丹说。

十年相守，人在书在。是什么让吴炼云坚持了十年？在信中，也许可以找到答案。1941年吴炼云拒绝了月薪百余元的工作机会，回信说：“蒙吾师之谬举，毅然决然以全部之菁华付交生手，毫不吾疑……生虽不才，粗闻信义之事，岂忘于心者哉？”

每年春秋两季，他都会亲手开箱晾晒图书，“卷角如有折皱者摩平之”，甚至特制五六尺高的木架防潮。

“这是关于信任与责任的故事，吴先生在信件中多次提到要报答知己知遇之恩，报答金陵大学先生们的信任。”李丹说，在战争时期，一个普通人以十年的坚守和责任，报答先生们对他的信任，令人感动，“这也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对文化的坚守。”

李丹希望，把这段尘封的历史更加鲜活生动地呈现，也希望越来越多人能看到平凡的普通人，在战争中、在危急时刻，对中国文化的坚守。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于露/文 顾闻/摄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