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华章:海上书画一百八十年演进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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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华章——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七十五周年美术书法藏品展”以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深刻影响海上书画艺术的75件(组)书画珍品,充分展示海上艺坛百五十年来目不暇接、精彩纷呈的书画艺术发展历程,昭示其作为中国现代艺术基石与先锋的重大艺术史意义。


凭借清末对外开放的机遇而迅速崛起的海上绘画,吸纳了几乎所有江南绘画的传统资源,在此熔铸并形成诸多新风,迅速影响全国,引领了大半个20世纪中国画的发展潮流。

海上书画的演进历程,极其浩繁。本文配合展览,从四个方向对其发展作一些粗简的概述,以略见其梗概。


一、江南主流画风在海上画坛的变革与创新

江南地区苏南与浙北的绘画传统,是宋元明清以来中国画坛的主力军,也是构成海上画坛的主力。从流派上包括传统人物画、小写意花鸟画,从正统派、吴门派到宋元一系的山水画,纷繁浩淼,博大精深,乃是近现代中国画发展的支柱。

自任熊、任薰、任伯年三位浙江画家先后寓沪鬻画,某种意义上便开启了在传统中锐意革新的历程。尤其是最后定居上海的任伯年,以其超凡的造型能力与写实旨趣,融汇民间艺术与西洋技法,一变文人画旧习,为海派传统注入了鲜活的生命气息,奠定了海上绘画雅俗共赏的基调。

自清末开埠,人物与花鸟画一直是海上画坛最具活力的画科。人物与禽鸟动物题材的日盛一日,充分反映出充满生活情趣的市民文化日益压倒传统离尘去俗的文人画精英的趋势。至20世纪30年代,随着上海城市影响力的日益扩大,寓沪人才亦日益增多,历来反映文人趣味的山水画以富有都市摩登气息的新面目重新崛起,“三吴一冯”的出现,便是此种趣味的体现。其中尤以吴湖帆为代表,将清雅“四王”法度与北宋丘壑融为一体,并参用西画光影,创造出缜丽明润的新风,如张石园、俞子才、应野平等亦皆坚守此道并开新风的代表人物。以吴湖帆、张大千、谢稚柳、陆俨少等为代表,则展现了更为深湛的“以古为新”之路。张大千与谢稚柳远溯宋元,或泼彩成境,或精研法度,在深挖传统中实现蜕变;陆俨少创造出“勾云”与“留白”相结合,笔底山河充满了现代构成的律动……

由于率先接触西方男女平权的思想,女性画家集群在上海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亦快速崛起,20世纪年代沪上即出现了著名的“女子书画会”。至新中国成立后,这些知名的画家很多进入了上海中国画院,如李秋君、陈小翠、吴青霞、侯碧漪等,她们在传统框架内各擅胜场,其中尤以陈佩秋后期融汇宋元笔意与现代视觉,成就最称卓著。

由任伯年、张熊等人开启的渊源于吴门、兼师华嵒、雅俗共赏的海派小写意花鸟,再传至唐云、江寒汀、陆抑非、张大壮“四大花旦”,以笔致灵秀,设色清新华滋,将书卷气与生活意趣完美结合,在新中国成立后结合浓郁的现实生活气息,一变而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花鸟画”(唐云语),构成了海派花鸟画传统在新时代的另一番新面貌。


二、金石大写意的狂飚突进

清中期以来发端的碑学书法在近代的海上艺坛衍为席卷全国的艺术洪流,并与在海上画坛发展壮大的淮扬系文人写意画传统合而为一,演变为近现代画史上风靡海内外的金石大写意画风,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现代百有余年的南北画坛。流风所及,至今不绝。

19世纪下半叶,秉承石涛、八大山人传统的淮扬文人写意画风,因嘉兴人周闲等迁居沪上,开始辗转影响上海,经虚谷、赵之谦、蒲华、吴昌硕前赴后继地推动金石入画,扫荡了画坛因四王正统以来的柔靡旧习。虚谷用笔冷峭奇崛,赵之谦厚实朴茂,蒲华酣畅淋漓。至于吴昌硕,更将数十年金石修为与篆籀笔法熔铸入画,以雄浑古拙的笔墨、浓丽酣畅的色彩,开创了重、拙、大的写意新风,极富阳刚壮美之气……海上绘画气象为之一新。

此风迅速蔓延南北画坛,影响深远。在北方,尤以齐白石为关键。

齐白石初学八大冷逸一路,后受吴昌硕启发,实现“衰年变法”。他取其雄强笔墨,但化高古为朴拙,融入民间艺术的鲜活生机,以“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为旨,将金石写意与日常题材结合,开创了雅俗共赏的崭新面貌。由此,发轫于南方的金石写意画风,经由齐白石的吸收与转化,在北方落地生根,大放异彩。此外,长期活跃于海上画坛的黄宾虹,将自清末兴起的金石写意笔法融入山水画创作,在吴昌硕“画气不画形”的花鸟画外,独创出以金石写意之法将元明以来山水画家苦苦追求的“浑厚华滋”审美推向了一个新的方向……

海派大写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画坛中西合璧的新格,无论是崇尚写实主义的徐悲鸿,还是崇尚现代绘画的刘海粟、林风眠、关良,甚至是一定程度上借鉴日本画构图与渲染技巧的岭南画派以及傅抱石,都汲取了写意画甚至金石写意画雄强有力的笔墨精神。

从海派金石大写意的奠基,到齐白石升华,再到徐悲鸿的中西融合,金石写意画风完成了其跨越南北、贯通古今的现代演进历程。


三、西画东渐与中西合璧

西方绘画在近代传入中国,与本土的传统碰撞融合,催生了声势浩大的中西合璧的艺术潮流,影响绵延不断。是时适值传统画坛上金石写意画风的奇峰突起,故20世纪的中西合璧绘画,无论重写实主义还是重表现主义,如前所述大多是与传统写意画合而为一。

20世纪前期,海上画坛在“中西融合”的大潮中呈现出从写实到写意精神回归的丰富脉络。从岭南画派到徐悲鸿,引入西方写实体系,尤以徐悲鸿包括蒋兆和,以素描为根基将精准的造型融入中国画,倡导“惟妙惟肖”的写实主义,主张以科学精神革新传统,影响最巨,并深刻地影响了建国后的美术学院教学。

海派艺术的精髓更在于写意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以刘海粟、朱屺瞻为代表,他们借鉴了后期印象派主义,骨子里尤重中国的写意精神。刘海粟的泼彩磅礴恣肆,朱屺瞻的笔触老辣朴拙,皆是将西方表现主义的内核汇入东方“写心”的笔墨之中,强化了主观情感的表达。

此一路径,在陈秋草、赖少其、谢之光等人处各有彰显:陈秋草融写实功底于写意抒情;赖少其以金石味入画,沉厚粗犷;谢之光则晚年变法,纵意驰骋,皆是从不同维度拓展了写意的边界……

林风眠与关良两位来自广东的画家,将这一探索推向另一极则。林风眠将西方现代构成与中国民间瓷绘的灵动线条相结合,创造出静谧而充满张力的诗性世界,是“中西调和”的典范。关良则以极简的稚拙笔墨捕捉戏曲人物的神韵,其“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写意戏剧人物,达到了形而上的精神高度。

总体而言,这条脉络展现了海派绘画从积极引进西方写实手法,再重新回归东方写意精神的辩证发展过程,完成了从技术革新到美学本体论的升华。


四、碑学与帖学的消长与融合

早在清中期,因反对通过科举壮大的馆阁体独霸书坛,自金冬心、郑板桥为始,一场书法史上的革命——碑学运动,悄然兴起。至清末,随着阮元、翁方纲等人持续推动,至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出,赵之谦、吴昌硕前赴后继推动隶篆的新发展,碑学运动达于高潮。此际的海上书坛,也成为碑学发展的极盛之地。

至于20世纪上半叶,随着沈尹默、潘伯鹰等新一代浸淫帖学的书家首先在上海崛起,帖学的复兴大幕,被渐渐拉开。

20世纪60年代初,“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书刻会)创立,汇集了沈尹默、潘伯鹰、白蕉、王蘧常、来楚生等宗师级人物,其贡献远超地域限制。他们首要的功绩在于承续绝学,在传统文化受冲击的背景下,通过组织学习、研究与实践,为海派书法篆刻保留了纯正的血脉与核心的火种。其次,在沈尹默、潘伯鹰、白蕉三位大家的引领下,沉寂百年的帖学得以真正复兴。

自此,碑帖经由百余年的消长,开始走向融合,这极大地拓展了中国书法的发展空间。

沈尹默、白蕉等大力倡导书法普及与教育,他们撰写入门教材,举办展览和讲座,将原本趋于文人秘玩的艺术推向公众,奠定了上海书法的群众基础。在篆刻方面,来楚生、钱君匋等大家深化了“印从书出”与“金石趣味”,以其雄浑古拙、创意盎然的风格,引领了现代篆刻的审美方向,影响遍及全国。

书刻会的努力极大地推动了清中期后日益衰微的帖学强势复兴,更兼顾了碑学发展。除了从老一辈的黄葆戉 ,到新中国成立后,李健、钱瘦铁、来楚生、王个簃、唐炼百,碑学的传统,早已在书坛生根发芽,其与帖学的融合,也就势在必行。因此我们看到,这一代的帖学书家,尤其以沈尹默为代表,创出的是融合了碑学的帖学。帖与碑的融合,因也成为现当代书法的新的起点。

改革开放后,为适应新发展,在书刻会的基础上,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于1981年正式成立。这标志着上海书法篆刻事业进入了有组织、有规划的新阶段。书协整合了前述先贤的学术积淀与艺术理念,通过系统性的展览、出版、对外交流与人才培养,不仅巩固了上海作为全国书法重镇的地位,更将海派艺术“兼收并蓄、勇于创新”的精神辐射至全国,为新时期中国书法篆刻的复兴与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汤哲明(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海上华章——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七十五周年美术书法藏品展”学术主持)

文编 | 忻颖

美编 | 音云

摄影 | 蔡晴

上观号作者:上海文联


(文化责编:拓荒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