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从世界看中国：文明的赓续与创新”分论坛现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范勇鹏接受记者采访，谈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特色与中国学作为“主体学”的构建宗旨。

问：对比西方国家，中国式现代化在制度层面有哪些独特性和优势？

答：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在历史上大多产生于规模极小的政体。从政治哲学来看，无论是亚里士多德、卢梭还是孟德斯鸠，他们所设想的都是几千、几万人的小规模共同体。相比之下，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作为十亿级人口的大国，我们的制度显然具有更强的普适性和普遍意义。

从时间的维度来看，西方体制下的一些机制具有典型的非历史性特征，往往只反映当下时间点的公众意见，而不考虑其他因素。反观中华文明，自古就重视“慎终追远、敬天法祖”。今天，中国共产党也秉持一种长期主义的理念。1922年中共二大在上海举行，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当时制定的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是典型的使命型政党，从时间性的角度看，我们的制度是一种对时间负责的制度。

问：您主张中国学是一种主体学，如何理解这一概念？

答：一个国家认识自己的学问叫主体学，认识别人的学问叫区域国别学，二者其实是一体两面。其中更重要、更主动的一面是主体学。作为一个主体，必须要有一个主心骨来引领和驾驭你对世界的认知。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崛起过程中都经历过这样的阶段，都形成过各自的主体学。

我们今天建设中国，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阐释清楚“中国式现代化”，并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范式。我们用这个范式观察世界，并启发全球南方国家基于自身的历史经验和实际需求，建立起自己的主体认知和世界认知。

问：在构建主体学的过程中，有哪些历史教训需要吸取？

范勇鹏：以美国为例，很早之前美国并不关心世界，但到了一战、二战，美国突然面临一个问题：要说清自己是谁，还要驾驭对世界的认知。于是，二战后美国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美国学”建构，经历过两次“美国学”讨论高峰。上世纪60年代，美国学构建起现代化理论，说清了“我是谁”，同时也用来解释“全世界是谁”。在此基础上，美国还提出“我要怎么改造全世界”。这正是美国学开始犯错的地方，因为它变成了一种傲慢的霸权话语。

正因为这样做，美国自身出现了文明的空心化。从上世纪70年代后，多元主义等思潮兴起。到90年代，亨廷顿撰写了《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美国又一次面临认同的空心化，说不清自己是谁。所以我们可以发现，美国人从“能说清自己”到“说不清自己”，中间只隔了二十年，这是其他国家需要吸取的历史教训。当然，中国有非常深厚牢固的文明本体，所以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筑牢自己的主体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