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小李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他临睡前我们都会朗声读会儿书，一者助眠，二者大家在睡意朦胧中多少会记得一点所读书的模糊印象，以后与书“再打照面”时能够说一句“倒像在哪里见过”，也就可以了。后来小李长大了，没太多机会全家再凑一起读书了。但这个习惯我们夫妻俩倒保留了下来，如今临睡前依然要读一点。

目下手头在读的是夏目漱石有名的小说《我是猫》，到了收尾的第十一章，述及在苦沙弥的家里，他的两位好友独仙和迷亭，边下围棋边闲扯，一位指对手一着棋是死路一条；对手不以为然，横下一条心，非走这一着不可；那一位就给他接上一子儿，随口就吟出了一句唐人的诗句：“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看到这一句，我当然眼熟。两年前我出版了一本自己的集子，取名《南风之薰》，还专门作了一篇序文，其中就引用了这一句。此次读到，如见故人。

《我是猫》的译本在这一句下加了一个译注：语出《旧唐书·柳公权传》。唐文宗夏日与众学士联句作诗。文宗的首联是：“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柳公权续作：“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一读之下，马上发觉与我当初序文里的引用有出入：一是“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与“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这两句，我序文里都用上了，但分在了两处，因为我以前的阅读里，这两句是从两个来源而来。“薰风自南来，殿角生微凉”，由阅读王船山的文章而来；“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是由方回的《瀛奎律髓·夏日类》中而来，却不知道这两句其实是同时同地“一唱一和”的联句，旧唐书是最初的出处。二是“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之句，旧唐书里是唐文宗之咏，而我的序文因方回《瀛奎律髓》中的“唐太宗之咏也”，带出一句“历史上亦算明君的唐太宗，有时候不恤民情有如此”。

有出入，当然立即细细查究；一查之下，只恨自己读书少。文宗与柳公权的这两句君臣“联句”，其实是历史上广为人知的“熟典”，不知其出处，应该是有点惭愧的。而那个因照抄方回之误而误的“唐太宗之咏”，也早就有人详详细细地指出过，明清的冯舒、查慎行、李光垣等好多位，都曾在评点中特别提到：文宗，原讹作太宗。我的序文曾经在文汇笔会上以《“南风吹来清凉”》为题刊登过。笔会有个好传统，只要它所刊载的文章里有差错或可商榷的地方，便专门辟出“回音壁”的栏目，作为切磋交流的园地。只是一般的回音，都是别人指出作者的错误，这回我却是来“自首”，应该算壁上第一人吧？

文宗与柳公权的那个“熟典”，出自《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五的列传第一百一十五，原文是这样的：

文宗夏日与学士联句，帝曰：“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公权续曰：“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时丁、袁五学士皆属继，帝独讽公权两句，曰：“辞清意足，不可多得。”乃令公权题于殿壁，字方圆五寸，帝视之，叹曰：“钟、王复生，无以加焉！”

它在历史上有名，是因为大家觉得柳公权在文宗身边，没有像宋玉给楚襄王来上一篇《风赋》那样，让文宗也明白，普通的百姓庶民哪有你这样的条件，觉得炎热的夏天也自有夏天的微凉舒畅。比如东坡，就作过一诗《戏足柳公权联句》，诗前的小引就说到了宋玉：“宋玉对楚王，此独大王之雄风也，庶人安得而共之。讥楚王知己而不知人也。柳公权小子与文宗联句，有美而无箴，故为足成其篇。”足成的后四句曰：“一为居所移，苦乐永相忘。愿言均此施，清阴分四方。”意思是同为炎夏，居所不同，苦乐也不同，而且让人感叹的是，不仅苦乐不同，苦乐更是难以相通。所以，如有炎热里的“清阴”，能够“均此施、分四方”就好了。

不过，细细品读旧唐书里的那段文字，也难说柳公权的言下没有“微讽”之意——他特意拈出“殿阁”两字，或许意谓微凉只应“殿阁有”，庶人的茅屋“安得而共之”。只是文宗又是点赞其辞，又是点赞其字，赞不绝口，即便柳公权实有讽谏之意，也早被文宗的赞叹之声转化成一片和和美美的气氛。也有后代文士看出柳公权的言外之意，但还是怪他没有如宋玉对楚王那样“随事纳诲，以启主心，而达下情”。所以东坡的“足句”依然有续成的必要，不作“隐跃含糊之语，冀幸一悟者”。

另外，方回在《瀛奎律髓·夏日类》的卷首小序中，虽然讹文宗为太宗，把唐代皇帝也搞错了，但整个小序的意思，与东坡是一致的：“南风之薰，以解民愠，以阜民财，舜之咏也；人皆畏炎热，我爱夏日长，唐太宗之咏也。所处之时同，而所感之怀不同。故宋玉有雌雄风之对焉。”可怪的是，清朝有名的大学问家、四库全书的总纂纪昀纪晓岚以及他的大弟子，指出了文宗太宗的讹误，却说此序“殊无谓”。

这个评语加得有点重，我读了觉得很是惊讶，不知如何来评点这么一个“点评”。纪昀是高人，不至于读不懂或读不通方回这么的一小段话。即使纪昀有自己不同的想法，却也没必要下一个“无谓”的判语，这本身亦甚无谓。纪昀似乎对方回特别没有好感，曾经说：“文人无行，至方虚谷（方回，号虚谷）而极矣，周草窗之所记，不忍卒读之。”周草窗即周密，宋末元初有名的学者、词人，与方回是同时代人。周密的《癸辛杂识》，在《汴梁杂事》篇中有《方回》一则，记录了时人对于方回的“十一可斩”之说。这“十一可斩”的说法，也是由方回的一则丑行而来。当年贾似道当道时，方回“昵于”贾，贾势败，就上书言贾“十可斩”。时人取笑他，贾“十可斩”，你方回“十一可斩”，比贾还多可恨的地方。纪昀由其为人而及于其诗评，大体上没有好印象，认为他的《瀛奎律髓》，“非尽无可取，而骋其私意，率臆成篇，其选诗之弊有三：一曰矫语古淡；一曰标题句眼；一曰好尚生新”。

不过，今人看古人，还是尽量人归人、文归文、诗归诗、选归选、评归评。方回的《瀛奎律髓》能够流传至今，自有他的价值。他选诗的只眼独具，他论诗的高见卓识，都不应该轻易地抹煞。虽然其中也有纪昀所指出的强调枯瘦古淡、雕句琢眼和新奇生硬的弊病，但同时他也知道要修正和补偏，认为“诗先看格高而意又到、语又工为上；意到、语工而格不高次之；无格、无意又无语下矣”，格高易流于粗犷生硬和枯涩，须济以细润圆熟和丰腴。这样的诗评理论应该是比较完整的。

方回这样的人物，在生活行事上庸俗甚至可耻的地方很多，但同时“傲倪自高，不修边幅”，肆意挥洒。写“夏日类”小序那一小段时，不在意“是文宗还是太宗”这样的细小处，完全能够想象。甚至，很有可能是他想传达出“伟大如太宗，尚且如此”的意味，欲抑先扬，潜意识作祟，直把文宗作太宗。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想，更不是我因为“照抄不误”而因错出错的借口。

【南风之薰】是李荣在笔会的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