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高天民：现代性——抗战时期美术的历史性贡献-企业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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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高天民：现代性——抗战时期美术的历史性贡献

【编者按】2025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一伟大历史节点，不仅承载着中华民族对苦难与抗争的深切记忆，更呼唤着对民族精神的赓续与弘扬。作为历史记忆的视觉化载体与民族精神的重要表达方式，抗战题材美术创作始终在时代洪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文化功能。

自抗战爆发以来，中国美术家以画笔为武器，深入前线、扎根人民，用速写、版画、油画、中国画等多种艺术形式，真实记录了山河破碎的悲怆、军民奋起的呐喊与胜利曙光的希望。这些作品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精神的丰碑，构成了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最具震撼力与思想深度的篇章之一。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以艺术语言重新激活这段烽火岁月的历史记忆？如何通过当代视觉形式传承伟大的抗战精神？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彰显中国立场与文化自信？这是当前美术创作与理论研究者亟待回应的重要命题。

为此，《中国美术报》特别策划专题“回望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抗战题材美术创作研究”，从不同角度论述抗战题材美术创作的发展脉络、艺术成就、形式创新与时代价值，深入探讨其在当代语境下的文化意义与传播路径。期待通过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见，共同以艺术之笔重述历史、致敬英烈、启迪未来，在新时代的语境中，让抗战精神焕发新的光芒。

本报记者刘晶/策划

现代性：抗战时期美术的历史性贡献

高天民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命题，而这个文化的性质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也就是未来要建立的新中国的文化。毛泽东的这个阐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指明了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也明确了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性特质及其话语体系：1.它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2.它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3.它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自1840年以来，中国在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当中华民族面对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蹂躏，人们发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惊呼的时候，天朝的大厦开始晃动，在惊慌中一个未来的目标逐渐浮现，这就是西方。我们看到，从大批饱学之士的海外考察到官方留学生的派出，从洋务运动的全面展开到大量西学的引入，那个目标就是作为先进的代表并成为我们追摹对象的西方。一时之间，洋化之势在国内蔚然而兴，崇洋之风漫布域内。然而，巴黎和会暴露出的西方列强的本性使中国先觉的知识分子认识到，那个曾经被笃信为先进、进步的西方不会给弱者以“公理”，唯有唤起全体国民的觉醒和觉悟，培养起国民健康、健全和自由独立的人格，中国才有希望。这就形成了广泛的文化变革运动并使“启蒙”的问题突出出来。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对以往观念的反拨，它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从而明确了中国未来的道路：从追随西方转向了现代性本身。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五四运动的这个转向是以牺牲传统为代价的，它把彻底地反传统作为趋向现代的必然，其结果是，越反传统，就越凸显西方的价值。因而出现了“全盘西化”的论调，甚至如陈序经在《全盘西化辩护》一文中所显示的那样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的现象，致使人们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陷入迷茫。

抗战的兴起使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抗战使以往不同阵营、立场、观点的人都摒弃前嫌，齐聚到抗战大旗之下，以“文章入伍”，奔赴抗战的前线，从事为抗战和为大众的艺术。在民族存亡的大是大非问题面前，以往的一切“意气之争”都显得毫无意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术界提出了“西洋画中国化”“中国画现代化”的命题。无疑，这两个命题的提出不是偶然的，而是对五四运动的某种反拨。我们看到，五四运动以“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明确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从西方转向了现代性本身，但其现代性却是以“打倒孔家店”这种对传统的全面抛弃为代价而展开的不完整的现代性，这是五四运动对现代性认识的局限所致。正是这种局限，使得参与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将西化混同于现代化和世界化，另一方面，这种混淆所暗含的逻辑又使其走向全盘西化。然而，抗战的兴起却成为一个历史的转折：不仅使这种认识彻底破碎，而且激发起全民的民族自觉，也改变了中国美术的路径和性质。

从今天的角度看，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美术现代性诉求逐步明晰的转折点。抗战对此起到了关键的推进作用。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观察：

一、抗战激发起强烈的民族意识。1940年，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此之前，毛泽东于1938年7月出版《论持久战》，回击了“中国必亡论”“中国速胜论”，从战略上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两年后，他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方向，其中特别突出了民族性的首要意义。这既是对抗战中民族自信的强调，也是对现实状况的概括，同时间接批判了五四运动对传统的否弃。

毛泽东的论断不仅提振了全民族抗战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心，也得到了包括美术界在内的整个文艺界的积极回应。我们看到，从走向西部到敦煌艺术的再发现，从对民族文化和艺术问题的研究到对民族民间艺术的挖掘，都表现出对民族遗产的极大重视，进而推进了艺术的民族化进程。民族形式问题不仅引起热烈而深入的讨论，而且全面落实到实践之中，一时成为美术界广泛关注和探讨的前沿性学术话题。这种传统意识的觉醒使中国美术发生了自五四运动以来第一次重要转折，即明确的自身现代性的建构。这是判断中国美术现代性的基点。

二、抗战引发了现实主义艺术的勃兴。写实主义是五四运动所倡导的“科学”的重要内涵和表现方式。然而，正如上文所言，五四运动对中国现代化道路认识上的模糊必然导致其最终走向“全盘西化”。其推崇的写实就只能是移植西方，或西方艺术手法的翻版。五四运动之后出现的无论是新旧之争还是“二徐之争”，都表明人们在中国美术现代性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即建构怎样的现代性的问题。而抗战的兴起使艺术家不得不放弃五四运动的形式主义观念而谋求现实的表达。一时之间，写实艺术得以全面展开。诚如徐悲鸿所言，“吾国因抗战而使写实主义抬头”，但此时的写实在面对现实、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已逐渐从一种手法而转向了现实主义观念。而这种现实主义被认为是一种区别于以往纪实性的写实，表达了大众朴素的生活和面对现实时的积极态度，因而被称为“新现实主义”，进而引发了一场广泛的讨论。

三、抗战进一步推动了艺术的大众化进程。尽管大众启蒙是五四运动的重要目标（也是现代性的重要内涵），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他们以“救世主”自诩的拯救姿态却使他们从未真正地接近大众，而使其积极推动的大众化变成了“化大众”。这种矛盾导致这场大众化运动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陷入僵局。然而，抗战的兴起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在严酷和真实的现实面前，人们不仅接近了大众，更真切地感受和了解了大众，而且改变了以往的艺术观念，积极创作接近大众、反映大众、为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从而使中国美术焕然一新。

可以说，没有抗战时期美术的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国现代美术的现代性方向还会在长时期的彷徨中继续摸索，其性质还不清晰。换言之，中国美术的现代性就必然受到质疑，就必然是对西方的模仿。而民族意识的觉醒不仅改变了这种状况，而且推动了艺术回到现实和自身问题的进程，从而真正开启了中国美术现代性的建构。正是基于对现实的观察和对未来的判断，毛泽东在对五四运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由此明确了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性诉求。在这其中，抗战时期美术作出了突出的历史性贡献。

（作者系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理论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编辑 | 刘晶

制作 | 闫天蒙

校对 | 安亚静

初审 | 殷铄

复审 | 马子雷

终审 | 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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