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同富裕这一问题上，中央把浙江省作为省级试点单位，绍兴市又是作为共同富裕的城市试点单位，这种省市“双重”试点单位，是很有意义的。初看，哲学思维与共同富裕之间似乎相去甚远，但实际上，二者的关系并不是相互隔绝的。哲学思维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它要面对现实、落实到现实问题当中去，就此而言，哲学对于共同富裕的实践活动是有指导意义的。

共同富裕意味着什么？首先意味着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体都是目的，都应当加以关切，应当获得人作为人的一种尊严，这种尊严的物质基础就在于共同富裕。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提出天下大同的理想，要求“使老有所终”，“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对所有成员都加以生养安顿。就现代（20世纪50年代以来）来说，问题常常关乎个体与群体间的关系，一开始的时候，社会对个体比较忽视，而注重群体价值，这也是经济条件的使然，因为当时经济实力有限，所以无法兼顾所有个人之利，而是首先从总体上关心群体利益。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导向 相关，个体利益得到了上升，个体之利不仅获得了合法根据，而甚至成为一种主导力量。现在，则需要对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加以平衡：所谓共同富裕就是要把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统一起来，共同加以关注。一方面，我们要拒绝像西方那样仅仅注重个体利益的片面趋向，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个体之利，这涉及两者之间的一种平衡。同时，共同富裕表明，应当着力解决绝对贫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些年，中国在这方面做了举世瞩目的工作，极大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需要全体人民的参与。我们需要超越旁观、走向共同参与和自我创造的过程，这是十分关键的方面。就此而言，共同富裕离不开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此外，共同富裕也不同于那种绝对的平均主义，孔子固然说过：“患不均而不患寡。”（《论语·季氏》）但这并不是走向绝对平均。我们需要承认人在体力、智力上的差异，只有这样，才能保护人的创造积极性。事实上，“共同富裕”中总是包含差异，它侧重于为共同富裕创造更好的前提。由绝对平均而走向“养懒汉”那种形式，到最后无法走下去，我们要接受这方面的教训，要让共同富裕与实实在在、扎扎实实的工作联系起来。这是关于共同富裕的主题。

前面提到，哲学与共同富裕并不是互不相关。从后一方面看，绍兴市确实是一个人才汇聚的地方。就传统角度而言，王充、王阳明，还有刘宗周、黄宗羲，再加上浙东史学的章学诚，等等，绍兴确实构成了中国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思想景观。我们现在讲浙学，实际上很多代表人物都是来自绍兴；从中国学术史发展来看，绍兴确实是具有很重要的位置。近代以来同样如此，蔡元培提出了“美育代宗教”，还有《中国伦理学史》的著述：这一事实表明，蔡元培既是教育学家，同时他也是哲学家，而蔡元培亦是浙江绍兴人。至于后起的绍兴（诸暨）人物金岳霖、冯契更是现代以来哲学方面的代表人物，中国现代思想史如果忽略了绍兴这一传统、忽略了金岳霖冯契思想传承，就是不完整的，这是基本事实。前段时间我到清华大学去参加了清华国学院成立100周年的会议，这次会议上我们也讨论了国学院的成立，包括很著名的四位导师等。清华国学院有一个最重要的突出作用，即它不仅仅限于自身范围之内，而且它关涉到人文学科的诸多方面，包括金岳霖等所创立和代表的清华学脉。

讲到人文学科，清华大学的哲学系就是很重要的例子。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清华大学哲学系和北京大学哲学系各有特点，北京大学源于京师大学堂，与之相关，它注重于历史传统。清华大学前身则是预备留美学校，基于这一点，它乃是以西学、逻辑为主。金岳霖是清华哲学系的创始人。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是哲学都各有意义：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我们中国哲学界的重镇和翘楚。不过，1952年的时候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的哲学系终结了，教师大部分都归到了北大，然而，清华大学的教师在北大缺乏发展的根基：金岳霖本来是哲学家，他首先有《论道》《逻辑》《知识论》等，冯友兰也是如此，有“贞元之际所著书”，他们首先是理论家，然后关注于哲学史，但到了清华以后这些理论创新土壤便不复存在。金岳霖长期被看作是逻辑学家：后来他调到了中国科学院（不是现在的社科院）当哲学所的副所长，主要负责编全国的逻辑教材，所以大家都认为他是逻辑学家。直到八十年代，他的《论道》《知识论》陆续出版或再版，这个时候人们才知道原来他是哲学家。冯友兰也是这样，他本来自己有理论建构，但是到了北大以后，基本上是专注于中国哲学史，被看作是一个单纯的哲学史家：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他是哲学史家。但他实际上首先是哲学家。

可以说，由于院系调整的关系，清华传统形式上是中断了。然而，在实质的层面，清华的学脉没有中断，其中重要的原因是金岳霖的思想为其学生冯契所承继和光大。冯契和金岳霖既是同乡人（浙江诸暨），也是学术上的继承者，冯契对金岳霖的思想是非常注重的，我们都知道，从清华大学到西南联大，金岳霖都是冯契的老师，他在各个方面都对冯契加以引导。冯契一方面继承了金岳霖的思想，一方面对他进行批判性反思，从而将金岳霖所形成的哲学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了。清华大学本来主要是以西学为主，逻辑学、理论分析、哲学建构都是和西学相关的，冯契的特点是他不仅仅是关注西学，而且他对中国哲学也作了系统回溯，以一人之力写了《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三卷本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一卷本。同时，他又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原著的研读，对马克思主义做了深入的理解，由此把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不难注意到，冯契把清华的学脉传到了华东师大，这是基本的事实的问题，正由于冯契把清华学脉传到了华东师大，所以清华学脉没有中断，而是在实质意义上得到延续；不仅没有中断，而且由于冯契把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融合为一，从而也就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清华学脉。

冯契所继承的清华学脉的特点之一，在于它不是一个过去的传统，而且它现在依然活着。与冯契长期在华东师大工作相联系，清华的学脉在华东师大也获得了活生生的载体。今天的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具有明显特色，虽然学校和系也许名不见经传，但是由于以上这样一个特殊的传统，它具有实质的内涵。清华学脉通过冯契而在华东师范大学继续存在，并且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的传统，这是值得加以珍惜。

广而言之，作为哲学传统，这一学脉在形成之后，就具有多方面的规范意义，它不仅制约着学术领域的研究过程，而且对其他实践活动具有引导性。以前面提及的共同富裕来说，如何展开这一过程，需要多方面的原则的规范，这里既有经济学、政治学之域的原则，也需要哲学层面的价值指向和思维方式上的引导，在后一方面，近代以来金岳霖、冯契所积累的哲学传统，无疑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来源：杨国荣（西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