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作家刘亮程最新长篇小说《长命》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他继《本巴》荣获茅盾文学奖之后的首部长篇新作，备受读者期待。

自2018年推出《捎话》以来，译林出版社与刘亮程持续深入合作。2022年起，其重要作品均由译林独家出版，涵盖小说《捎话》《虚土》《凿空》《本巴》，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大地上的家乡》等。随着《长命》的问世，刘亮程开启了一次全新的文学出发。

在刘亮程的创作谱系中，《长命》尤为独特——《一个人的村庄》是他年轻时的写作，充满飞扬的想象与诗意。而到了《凿空》，他坦言，“我没办法去躲开我遇到的巨大的现实”，世纪初，在南疆龟兹，他亲眼见证了传统农耕社会与现代机械文明的更替，曾遍布乡村的毛驴，正被三轮车迅速取代，日渐稀少的驴叫声让他怅然若失：“我必须把这些驴叫声收藏在我的文字中。”此后的《捎话》与《本巴》，他将故事背景悬置于遥远时空，似乎远离现实当下，但历史从未过去，一千年前的一次花开，仍在今天缓缓结果。——而“《长命》是我的天命之作，这部书也只有在六十岁的时候才能写。一个人的生命到了一甲子，才会去考虑生命漫长的链条。”

刘亮程

《长命》是刘亮程“天命之作”，是他对创作疆域的重大开拓，也是其生命观、家园观的一次集中呈现。它植根于作家的人生印记之中，诞生于中国文化祖先与后代血脉相连、记忆相承的生命谱系之中。透过主人公郭长命与神婆魏姑的双重视角，刘亮程构筑了一个现实与超现实交织的村庄世界。“长命是我自己的命，是那一村庄人的命，是这一百年来跟我们同样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一个部族、一个民族的命。生命并不是短短百年，而是祖先的千年和子孙的万世，这就叫千秋万代中国人的厚土长命。”

刘亮程“天命之作”：一个在心里养了十年的故事

《长命》首发于《收获》杂志2025年第三期，被许多读者称为刘亮程“最好读、也最动人”的小说。不同于此前寓言式的创作，这部作品构建了一个扎根现实的时空：故事发生在2010年前后乡村巨变时期，人物生卒年月清晰可考；空间上则以新疆戈壁深处的“碗底泉村”为起点，主人公一路东行，跨越河西走廊，抵达甘肃酒泉“钟塔县”。刘亮程将《长命》视为现实题材，但他也坦言：“一个诗人，会寻求老老实实的现实吗？我抵挡不住从天而降的情思，站在齐腰的尘土里，接住那个我想象的现实。”

据刘亮程介绍，《长命》来自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他到达菜籽沟的第三年听说的，连姓氏都未作更改——某年村里发洪水，冲出一部郭氏家谱。家谱记载，郭家一百多年前曾遭灭族，一位母亲带着孩子逃到新疆，此后一百多年，又繁衍成如今的大家族。“一百年，三代人，那些故事还在民间言说中，那些后人的恐惧也还没过去，还被一代一代地继承。”

这是一个家族衰亡又重生的故事，有着厚重的历史质感，但是，在刘亮程看来，世界从来不缺少故事，“我对写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家族兴衰史没有多少耐心和兴趣”，于是，这个故事在他心中养了十年，这十年，他完成了两部长篇小说《捎话》和《本巴》、两部散文集《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和《大地上的家乡》。他始终在等待真正触及它的时刻——对写作者而言，唯有凭借灵性，才能将一个湮没于尘埃中的故事唤醒。

“直到神婆魏姑的出现，这个故事睁开了眼睛。”魏姑是小说的眼睛，也是文学本身。她能看见常人无法看见的现实，借她之眼，“过去现实”与“真实现实”得以在文字中并置，这个百年故事才真正立了起来，而这个时候，刘亮程也到了六十岁。“我的每部小说的题材似乎都有一种宿命感，必然会在这个年龄遇到这个故事，它就像在生命中潜伏了许多年，突然间到了某个年龄段，可以写它了，可以面对这个故事了。它跟我的人生如此水乳相融。”

刘亮程反复拓展着一个“有灵的世界”，正如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鸿生所言，那个世界由风、尘土、长夜、梦境、魂魄、石头与声音构成，如今又加入了家谱、神婆、钟声等意象，“越来越阔大，越来越沉郁，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中也具有越来越高的辨识度。刘亮程为存在的未知留出叙事飞地，在他心中有大自在、大自由”。

一部“蓄谋已久”的“见鬼之书”

不仅写人，也写与人共处的整个世界

村庄是刘亮程创作的母题，而他的书写方式也在不断演变：《一个人的村庄》里人畜共生万物有灵的乡土世界，在《凿空》里被钻机、挖掘机凿成空壳，村庄凌驾在虚空之上；而到了《长命》，他首次叩开生死结界，呈现一个人与亡灵共处、彼此相依的乡村世界，直面“有神”到“无神”这一更为本质的精神嬗变。

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看来，《长命》是对一个有天有地、有人有鬼、有生有死的世界的重新唤回——“《长命》构建的是一个厚重而混沌、温暖而完整，我们曾共同拥有的生活图景。读这部小说，我想起了在胶东农村的童年与少年时光。当‘古民白心’的传统逐渐消失，世界也随之变得单薄。当一个人遗忘了自己的童年，如今有一个契机将它唤醒；当一代人淡忘了过去的生活，有一个契机将其重新召回——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民族重新忆认其精神原乡的契机。”

人与万物共生共死的故事，在村庄里自然生长着：钟声一响，草里的虫会醒，水里的鱼会动，土里的亲人会睁开眼睛；树影里都是回家的人，树叶细碎的响动是他们的脚步声；一眼万年的少年之爱，令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百年前罹难先祖被吓丢的魂，今日由后人引回乡……

在刘亮程笔下，鬼魂是温暖的存在，生意味着区分万物，而死连接万物，唯有在大千世界的死死生生中，才能理解生命。他谈到：“中国也许是世界上‘鬼’最多的民族，因为我们有祖宗信仰。祖宗信仰养了无数的‘鬼’，我们时时刻刻把祖先、把逝者祭在庙堂，也沉在心底——鬼成了我们的基因。人生在世，两头见鬼，小时见鬼，老时见鬼。”《长命》在他看来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它写了许多鬼，可没有鬼的现实，是不完整的现实。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因此将其称为别开生面的“见鬼之作”，“《长命》通过文学的方式试图拉长生命，以照见个体与群体存在更丰富的内涵。三十多年如一日，刘亮程幸运地保持了他罕见的元气、灵气与才气。他又从不满足，始终在向外国文学、古代文学、民间文学不断学习。这部作品不仅写人，也写与人共处的整个世界，颜色、气味、声音、风土、高天、神鬼和魂魄，这是他‘蓄谋已久’的‘见鬼之作’”。

从“一个人的村庄”到“一个民族的厚土长命”

诠释中国人的厚实人生

《长命》不仅承载着刘亮程的家园之思与生死哲学，更是与他个人经历最为贴近的一部作品。熟悉其生平的读者不难从中看到种种痕迹：与作者同年出生的主人公郭长命、行医的父亲、手抄家谱、童年的玛纳斯河……刘亮程说：“写《长命》的时候，其实写进了我六十年的人生。”

“我跟中国所有作家都不一样的是，我有一个地窝子里的童年。”刘亮程回忆道，那个深陷地下、如动物巢穴般的地窝里，他从出生长到了十二岁，从小便伴着恐惧长大——夜深人静时虫子打洞、树根钻土的声音，还有地下不远处坟地里的动静，深深植入了他的生命感知，也影响了后来的写作。曾有记者问，《一个人的村庄》读来明亮温暖，但那些贫困、恐惧、孤独和苦难去哪儿了？刘亮程答：“被吞下了。”但在《长命》中，我们似乎又看见了那个八岁孩子眼中的惊惧与悲伤。

“我曾以为自己已经理解了那块土地，以及那段岁月中发生的一场又一场运动——因为那是普遍性的，凡是普遍的事，我们都能理解。”刘亮程说，“可在写《长命》的时候我才发现，那些记忆又回来了。到了六十岁，那些疼痛还在，从未真正消失。”

小说的主线中，郭长命与魏姑为高祖郭子亥引魂归根，这条返乡之路，正是刘亮程家族逃荒至新疆，他在四十年后亲身踏上的祭祖之路。《长命》之于刘亮程，不仅是一次对生命原乡的幽深回返，也是对祖先、死亡与大地关系的重新理解。“小时候见到坟头害怕，但坐在老家祖坟地，坐在叔叔给我留的那块空地上，竟觉得那么温暖，像回到一个悠远的家。”

从《一个人的村庄》到《长命》，刘亮程由个体经验的抒写走向文化根脉的探寻，拓展出一条更为厚重辽阔的文学路径：“《长命》是从中国人千秋万代的厚土长命中诞生的一篇小说，他写的是中国人的命。在中国人生生不息的文化体系中，每个生命都是悠长的，在子孙有千年，在祖先有千年。自己的百年叫浅命。只要我们在这个体系中，就会获得长命。”书籍设计师金泉以手绘的生命树诠释中国人的厚实人生——枝叶承载生者的故事，根系连接先人的记忆，在年轮流转中，分枝展叶，连天接地，连古接今。

在《长命》责任编辑、刘亮程作品出版人陆志宙看来，他是一位格外冷静的作家，深知我们的现实——宗祠、家谱，许多传统难以安放，正因如此，文学才显得格外重要。也正因有失落与断裂，才有“连生”的意义，也才有“长命”的成立。这不仅是一个人的命，更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大命”。

在刘亮程最初的构思中，小说的结尾原本是要将庙修起、将钟铸好，但写到最后，一切都了无着落，停留在一种漂浮未定的状态。“这也许是必然的走向。魏姑最终失去了神，而在她无神的同时，长命却有了神——人间的神。神若不在这，必定会在那；不在魏姑心中，便在长命心中；不在我们心中，便在另一些人心中。”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季进谈及《长命》时认为，与其说刘亮程在描绘乡土世界的一角，不如说是在寻求突破现代人之局限性的可能性，我们是否还保有对心灵世界的想象，是否能实现人与万物间的通达。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得与失、对厚土长命的寄寓与怅惘，都化作小说结尾动人的画面：未铸成的钟在心中，未说完的话沉入大地，未抵达的结局中，家谱中的祖先循着悠远的钟声——重返家园。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朱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