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教授 李水城 口述

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王一理 整理 陈羽啸 摄影

今天我的演讲题目是《人类迁徙与文化交互：古蜀文明的形成》，为什么要谈这个题目，因为三星堆自1986年祭祀坑发现以来，就引起了国内外考古学界的高度关注。特别是2019年以来又新发现6个祭祀坑，增添了大量新的考古资料，加之今天信息传播技术发达，使得三星堆的影响力大大增强。

李水城

大家对三星堆的遗迹遗物都有些了解，在座很多人可能都去过三星堆博物馆，所以我不想过多地讲三星堆的考古发现，而是从更为宏观的视野探讨人类迁徙，以及在迁徙过程中的文化交互，以及文明是如何撞击形成的。

2016年我在牛津大学举办讲座时谈到这个话题。至于人类为什么要迁徙，背后的原因很多，有被动因素也有主动因素，从人类的历史发展看，可以说人口的流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火车头，迁徙是人类的天性，其目的是追求更为美好的生活。这有点像中国民谚所言：“人挪活，树挪死”。

从人类的起源看，迁徙确实是人类的天性，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1987年，美国加州理工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从来自世界各地的147位妇女在生产过程中的胎盘中提取了线粒体DNA（mtDNA）。这是一种女性单性遗传DNA，这几位分子生物学家利用线粒体DNA向前追溯，将现代人的起源追溯到距今30万年到10万年前的一位非洲黑人妇女。也就是说，今天世界上的所有人类都是这位黑人老祖母的后代。根据西方的基督教信仰，科学家根据《圣经》将这位妇女命名为“夏娃”，此即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夏娃理论”出现的背景。

根据考古发现和研究，人类出现后到直立人阶段，就不断走出非洲，向外迁徙。一个方向是从地中海沿岸经近东走进欧洲，另一个方向是向东进入亚洲。目前只在欧洲和亚洲发现直立人，至今没有发现直立人以前阶段的人科动物。但在非洲发现有早于直立人阶段、距今200万年前的人科动物，这也是人类走出非洲的重要理论基础。

直立人出现后，继而发展到早期智人，再到晚期智人，即现代人。中国的北京人属直立人，但却不能说北京人是中国人的祖先，因为今天地球上的所有人都是现代人的后代。

现代人出现在距今20万年前后。到了现代人阶段，人类的迁徙有进一步发展。最早进入欧洲的现代人在距今4.5万年，进入亚洲距今4—6万年，距今1.4万年进入美洲。

前些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皮特·贝尔伍德教授在他写的《最早的农人》这本书中说了这样的话：“基于过去15年来考古学、遗传学和语言学的重大进展，今天大多数史前学家都已经认识到人类迁徙在人类社会的各个时期都是常态。”这个说法很有道理。以上是我今天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谈谈迁徙在欧洲史前农业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欧洲的旧石器文化非常发达，发展线索也很完整。进入全新世后，欧洲一直没有出现农业，当地人一直从事狩猎——采集经济。最早探索这个问题的是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Childe Vere Gordon，1892—1957），他非常关注欧洲文明的形成，于是就到欧洲文明的故乡、多瑙河下游地区寻找考古线索。根据考古发现，他推测欧洲文明来源于近东，并提出近东文明向欧洲传播的途径。

柴尔德的上述理论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上世纪60年代，英国剑桥大学的克拉克（John Grahame Douglas Clark，1907—1995）教授为了验证柴尔德提出的理论，收集了欧洲史前遗址的年代，通过比较研究，得出欧洲所有史前遗址的年代都晚于近东，这个研究极大地支持了柴尔德的学说，证实柴尔德的理论是可信的，是有依据的。

上世纪70年代，意大利和美国的两位学者在柴尔德的基础上提出了“波浪推进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新石器时代近东地区的农民由于地力耗尽，为应对人口增长的压力开始向欧洲迁徙。他们提出，距今9000年左右，有一批农民从近东的黎凡特南部沿地中海向北迁徙，通过陆路和海路进入小亚和希腊，再到巴尔干地区，继而沿海路和多瑙河向欧洲内陆推进，此即“波浪推进理论”。

近东地区的农耕民族在迁徙过程中逐步取代了欧洲中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民族，将近东地区的农业和家畜饲养技术带到欧洲，包括大麦、小麦及牛和山羊、绵羊、猪等家畜和谷物。这个迁徙线路有两条：一条沿海岸线辗转进入欧洲，另一条经陆路到希腊和巴尔干，再沿多瑙河进入欧洲内陆，这是一个漫长的迁徙过程。有考古学家推算，迁徙以每年平均1公里的速度向欧洲扩散，约经历5000年最后抵达北欧和西欧，最终欧洲本地的狩猎采集者被外来的近东农耕民族取代。

第三个问题回到国内，看看中原地区的史前文化如何向西北发展，并最终导致一条连接东西方重要交通线路的形成，即前“丝绸之路”的出现。这个历史事件的源头可追溯到约距今5500年。

黄河中下游是最早发明旱地农业的地区，包括驯化种植小米、黄米，豢养狗和猪；长江中下游很早就驯化种植水稻，是世界上最早的稻作文化区。这两个区域也是中国史前文化的核心区，这个区域以外是受这两个地区文化影响的地区。以黄河流域为例，在陕西关中地区和甘肃陇东产生的仰韶文化逐步向西迁徙，最终以彩陶为代表的旱作农业从陇东传到陇西、青海东部、河西走廊，最后抵达新疆。

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发展起来的农耕文化，这个文化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半坡类型，第二阶段是庙底沟阶类型，第三阶段是西王村类型，第四阶段为庙底沟二期。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年代为距今6800年，到了庙底沟类型阶段（距今6000-5500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文化扩张，其标志是以花瓣纹彩陶为代表文化特质分别出现在东面的黄河下游，南面的长江中下游，北面的辽河流域和西北的河湟地区。由于西北地区地域空旷，人口密度低，仰韶文化向这个地区的发展力度最强，后续影响也最大。其中，向西沿黄河一路上溯到青海同德盆地，向南的一支进入岷江上游，并沿着青藏高原东麓进入西南山地。向西北的一支最远进入新疆和内蒙古的阿拉善地区，甚至影响到外蒙古。

李水城

与此同时，在东欧黑海沿岸的史前文化也出现了向东迁徙的浪潮，越过喀尔巴阡山，进入东欧草原，继而翻越乌拉尔山，抵达中亚草原，最终进入西伯利亚、阿尔泰和南西伯利亚。这些来自西方的族群在阿尔泰地区南下进入新疆北部，带来了牛、羊等家畜和冶金技术。可能还有一支沿中亚南部进入伊犁河流域，将小麦、大麦引进新疆。与此同时，从东面黄河流域迁徙过来的旱作农业也传入新疆，甚至远达中亚。在这个人类迁徙的浪潮中，在新疆出现了东西方之间的文化碰撞，东西文明的最初交互导致了前“丝绸之路”的诞生，这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也对日后汉唐“丝绸之路”的出现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敦煌壁画中有一幅张骞出使西域的壁画，今天所说的“丝绸之路”是张骞出使西域凿空的，实际上东西方的文化交互远在张骞之前就已存在。“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出现很晚，它是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在中国考察后写了《中国》这本书提出来的，后来得到学术界的普遍接受。此前我们只知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故事。

第四个问题谈谈中原地区以彩陶为代表的史前文化南下，开通了青藏高原东麓这条重要的历史通道。

早在20世纪前半叶，就有西方传教士前往川西北考察发现个别彩陶。60年代初，四川大学在岷江上游的理县建山寨等遗址发现了马家窑文化的遗存，但材料发表后并未引起重视。再后来，上世纪90年代，四川的考古工作者在阿坝、甘孜等地陆续发现一批史前遗址，时代包括仰韶文化晚期、马家窑文化等，通过对茂县营盘山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出土了一大批重要的马家窑文化遗物。

在这个文化南下的进程中，最早是有部分仰韶文化晚期族群进入洮河上游，继而向南进入岷江上游，沿青藏高原东麓向西南山地迁徙发展。第二波是马家窑文化部分族群南下川西北，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这一迁徙的尽头最远已达甘孜州的大渡河流域。

南下的马家窑文化在川西北的后续影响是导致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和汉源麦坪遗址为代表的新的考古学文化的出现，最近四川大学在甘孜州的丹巴罕额依遗址发现有距今4000年左右的史前遗存，器表流行戳印或压印的几何篦点纹，这个新的文化因素向南分布到西昌的安宁河流域，并一直影响到云南境内。

川渝地区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大致分为几个区，除了核心位置的成都平原外，在其周围主要有：川西北-岷江上游文化区；西南大渡河流域文化区；西昌-安宁河文化区；川东嘉陵江文化区；渝东-三峡文化区。处在核心的成都平原与周边地区存在紧密的文化联系，宝墩文化就是在南北文化交互的进程中形成的，这个传统非常悠久，商周时期，在川西岷江流域形成蜀文化和川东嘉陵江流域形成巴文化；东周时，巴蜀两国长期在北面的秦和南方的楚之间的夹缝中周旋生存。

总之，自仰韶晚期开始南下的族群迁徙开辟了沿青藏高原东麓这条南北通道，并在中国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影响从史前到历史时期，一直延续至今。

仰韶晚期文化和马家窑文化进入川西北以后，在文化交互作用下在成都平原出现了宝墩文化。接下来来自西北的齐家文化南下进入岷江上游地区。齐家文化源于陕西关中平原的客省庄文化，在向西扩散过程中在甘青地区演变为齐家文化。在甘肃临潭的磨沟遗址发掘了1000多座墓葬，其中大量属于齐家文化。目前，在川西北的若尔盖、营盘山等地调查发现了少量齐家文化的遗物，并影响到成都平原，这个下面还会谈到。再接下来，西北地区的寺洼文化南下岷江上游，在茂县营盘山石棺墓出有寺洼文化的遗物，其源头也在洮河上游，包括临潭磨沟墓地。后来西南山地的石棺葬文化就是在这一西北氐羌族群南下迁徙过程中形成的，从先秦到汉代，这一文化特质沿青藏高原东麓一直深入到滇西北和藏东地区，最典型的器物就是黑陶双大耳罐，器腹压印类似羊角或牛角的对称大螺旋纹。进入历史时期后，忽必烈征云南也是走的这条通道，近现代形成的一系列茶马古道在这个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进程中长期扮演了重要作用。

四川大学著名的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曾提出“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这一概念，即从中国东北——长城沿线到西南山地有一条弧状地带，这条从西北向西南延伸的文化带在中国边地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扮演了重要作用，极大地推动了南北之间的族群迁徙和文化交流。

讲座现场

第五个问题谈宝墩文化。

成都平原的水系主要来自岷江，岷江的出水口在都江堰，从地图上可清晰地看到这个巨大的冲积扇，从岷江水系大量的水流入低洼的成都平原。按理说，作为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是最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但这是从今天的角度看。历史上由于岷江水系大量涌入，导致这个低洼地带成为泽国，人类是很难生存的。以至于最早南下进入川西北地区的仰韶晚期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族群都难以进入成都平原落脚。总之，在成都平原的水患没有清除之前，对人类生存是很大的威胁。如果注意一下成都市内的基建工程，你会发现，在挖开的地下到处都是砺石与河沙，不难想象4500年前成都平原一片泽国的景象。

20世纪90年代后期，成都平原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包括9座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古城。这批古城的年代大体同时，有着相同的文化面貌，属于同一个族群。可见当初修建古城的目的并非为了相互防御，其最大可能是防范水患。但为什么这个时期出现了这些古城？我推测在距今4500年前后，成都平原很可能发生了一次大的气候事件，导致盆地内的积水大幅消退，在一些地势较高的地方出现了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人们遂陆续进入成都平原，并营建了这批古城。

我曾数次前往湖南澧县城头山古城考察，这座城址保存非常好，始建年代为距今6000—5000年。在我们考察时，还有老百姓居住在城墙之上，可见这些城池的功能是为了防水。成都平原的这批古城也有着同样的功能，而且城墙堆筑的宽大舒缓，显然不是为了防卫，而是防水。总之，中国南方发现的很多史前时期的早期古城都有类似的功能。

自西北南下的仰韶晚期族群中有部分因素进入成都平原周边地区，在什邡桂圆桥遗址就发现有仰韶晚期和马家窑文化的遗存，其证据就是在桂圆桥出土有小口尖底瓶的残件，这是仰韶文化晚期的标志器物。

此外，北大与成都市考古研究所和哈佛大学在郫县古城进行了6年的合作调查，调查区域以郫县古城为中心，调查面积3.14平方公里，最远波及温江的鱼凫古城。在郫县调查时曾钻探出一片彩陶，这非常偶然，但这一发现证实了有仰韶晚期文化或马家窑文化的因素进入成都平原，这些发现都非常重要。

难道成都平原一直都没有人吗？最近在四川眉山莲花坝遗址发现一批制作精美的细石器，年代为距今6000—7000年，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它证明距今4500年前成都平原周边是有人的，但这些人还不会制作陶器，不种庄稼。有趣的是，这一文化现象与西北地区完全一致。那里在仰韶中晚期文化传入之前也有一批制作和使用细石器的族群，却没有陶器。

根据上述发现，我们推测，随着仰韶晚期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南下，他们与原来生活在成都平原周边使用细石器的土著人群接触并融合。除外，还有另一拨从东面嘉陵江流域迁徙过来的史前文化，其源头应在陕西南部的汉中地区。如此，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族群先后进入成都平原，与原来生活在这里使用细石器的土著结合，共同孕育了宝墩文化。随着成都平原环境的改变，这一新的文化族群进入成都平原，营建了一批古城，逐渐征服了多年的水患，为天府之国的出现奠定了最初的基石。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以大邑高山古城遗址第一期遗存是宝墩文化最早的代表，绝对年代为距今4500年，此即宝墩文化的初始年代。

从宝墩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看，最早是以桂圆桥遗址为代表的仰韶晚期文化，在基础上逐渐发展出一批处在桂圆桥和宝墩文化之间的新的文化。随着新的考古发现的增多，成都平原的史前文化序列将逐步完善。

对谈

第六个问题谈谈三星堆文化。

根据现有考古发现，古蜀文明大致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宝墩文化，下来是三星堆文化，再往下是金沙遗址，或称十二桥文化，这三个历史阶段前后相续，联系密切，在文化基因上一脉相承。

早年我在比较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和齐家文化时，曾例举镶嵌绿松石铜牌、环首铜刀、陶盉、陶觚等典型器看二里头文化和齐家文化存在的文化联系。前面提到，齐家文化有部分因素南下川西北，并与三星堆文化发生了联系。

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一期文化属于宝墩文化，处在史前时期。三星堆文化从二期开始，这里我例举了三星堆二期、三期、四期三个阶段的典型器组合，不难看出其清晰的演变轨迹。下面这幅图的上面一部分是二里头文化，中间为齐家文化，下面是三星堆文化，三者之间的文化联系也是一目了然。特别是最具代表性的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在三星堆遗址也有发现，在齐家文化分布的天水和洮河流域也有发现，这不是巧合，它反映出这三支考古学文化的接触和交流，从二里头文化到齐家文化，再到三星堆文化，显然有条线性联系，年代也可以将它们串起来。

不过，三星堆文化还有其他的外来因素，如大部分铜容器与陕西南部和长江中游地区存在联系，陕西南部成洋铜器群中的很多因素见于三星堆文化。可见，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与周围多个地区存在文化上的交互。但三星堆文化中的神树、神人、面具、大量的人物雕像等独特因素是其特有的创造。

还有，三星堆大量的玉器受到中原地区和西北齐家文化的影响，有些可能直接来自齐家文化。金沙博物馆副馆长王方曾在这方面有深入研究，此不赘。此外，三星堆文化的金器应来自西北。这些黄金制品在三星堆文化有独特的创造，并大量用在人面具和装饰类的金箔，大大强化了面具的威武和神明。还有一个是肉红石髓，即红玛瑙。通过科技检测，证实和三星堆和金沙出土的此类装饰品也来自西北地区。

此外，三星堆文化还有大量因素来自云南，甚至更远的东南亚，以大量的象牙、海贝等为代表。

总之，不同地区人类的迁徙和文化交互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古蜀文明亦不例外，而且表现得更为充分。作为古蜀文明代表的三星堆文化具有高超的艺术创造力、独特的宗教信仰和非凡的想象力，它所创造的很多文化特质就是通过和其他地区的族群进行交流互动产生的，它代表了长江上游先民的独特文化风貌，也是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交互作用的结晶。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进程对于揭示和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最后用我的老师苏秉琦先生的一段话结束今天的讲座。“四川地区的古文化与汉中、关中、江汉以至东南亚都有关系，从西南地区看，巴蜀是龙头，从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看，四川是东南亚的龙头。”先生的这段话至今对深入理解巴蜀文明重要性的认识仍有指导意义。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