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贼古已有之。

唐朝杨衡，早些年悠游庐山，遨游诗海，写了蛮多妙诗佳句。天宝间，杨衡避居至赣，与符载、李群、李渤同隐庐山，结草堂于五老峰下。这“山中四友”游山玩水，吟诗作赋，“日以琴酒相娱”。

那天，阳光明媚，碧空如洗，万里云天上，忽有鹤冲天。这是鹤送诗来了。江山日日送诗，唯有诗心者得之，杨衡对景赋诗，写了一首长诗。杨衡写这首诗，前面与后面写了什么，史无记载，却有一句被诗人与时人一时激赏——衡工吟咏，尝吟罢自赏其作，抵掌大笑，长谣曰：“一一鹤声飞上天。”盖自谓其声韵响彻如此。

杨衡珍珠自珍，特别看重这一句。杨衡还写了蛮多好诗，为时人所重。有个文贼，史亦没记其名，偷了杨衡之诗去科举应试。唐朝科举不考申论题，是诗赋取士的。杨衡还在庐山悠游，这厮偷了杨衡诗赋，参考殿试了。居然考中了。

杨衡游庐山游遍了，也想去弄个功名。杨衡也考中了。某日，他翻读前科进士卷，发现有人竟然是偷盗他的诗而中的举而进的士，而这人竟然是隔壁办公室的。他窝了一肚子怒火。“衡因诣阙，亦登第，见其人，盛怒曰：‘一一鹤声飞上天，在否？’”若说古今文贼有区别，则其区别是，古之文贼到底厚道些。“其人答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盗亦有道，文贼有文道，只抄袭一些不怎么出名的文章，不把名作也偷去。“衡乃笑”，由怒转喜：“若是，犹可恕也。”

杨衡不重诗文，而重诗句，这是买椟还珠，还是买珠还椟？

这个文贼偷人诗赋，不偷人诗句；唐朝宋之问，不是偷诗句，而是抢诗句，还弄出了一桩人命案。刘希夷写了一首诗，题曰《代悲白头吟》。

刘诗人有个舅舅，叫宋之问。宋挺有名的，他读了外甥这首诗，晓得这是名诗，必将流芳百世，便摆舅舅架子，叫外甥把这诗送给他。舅舅向外甥要金要银，外甥应该二话不说，即予转让。刘希夷先前是答应的，不就是几十百把个字吗？转念一想，千万黄金流不到后世，几十百句诗赋可以江山永传，他就食言，不肯了。宋之问恶心顿起，为一首诗，竟然杀了自家亲外甥，手段还蛮残忍的：“舅宋之问苦爱后一联，知其未传于人，恳求之，许而竟不与。之问怒其诳己，使奴以土囊压杀于别舍，时未及三十，人悉怜之。”

宋之问杀外甥，难辨真假，而古人重诗句是真的。刘希夷这首诗长又长，流芳后世的只有一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宋之问也不是想夺整首诗，他想抢的只是这一句。他知道这一句精彩，经典，一句冲天，重于著作等身，定然会被世世代代传唱。宋之问心思恶，眼光不差，千百年后，这两句还真凡有井水饮处，皆有口耳相传。

其他诗句偷去无妨，“一一鹤声飞上天”不能剽窃；亲情不管，人命不管，不论使出何种手段，定要将“年年岁岁”一句，纳为己有。句子在文学史上重若泰山？提炼一个好句子，可让整首诗整篇文章价值陡升，更可让诗文与诗人载入史册。白居易《琵琶行》千百字，记于心脱于口的，想必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杜甫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古今读者能记住的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鲁迅的《故乡》两三千字，记得住的是：“我想，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没有名句，不会有名家，有了名句，非名家亦可名传，名句多了，自成大名家。有时，所谓作家的成名作与代表作，都比不上作家有流传句。成名作与代表作是作家自比，流传句是放在浩瀚无比的时空中去参赛。流传，是最权威、最高端的评判标准。当时名重，未必流传，杨衡的“一一鹤声飞上天”，自重如此，时重如此，却未必人重如此，史重如此，可见炼出一句惊人句，难度真天大。作诗万首，作文亿字，无一句击中人心，想来也多会泯然众矣。

炼句比炼字难。炼字是把一个字用得妥帖与精准，炼句是把一种情怀、一种思想炼得精粹与经典。句子炼成金句，需要极高才思，需要极强眼力，需要极厚生活底子，还需要抓住突然而来突然飞去的灵感。炼好一个字，境界全出；炼好一个句，时空全通。一个字是表达不了一种思想的，一个句子可以。李清照“学诗谩有惊人句”，所以李清照照彻古今；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所以杜甫“世世不休”。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过了蜀道就上天府；句道难，破了句道，作家可以上青天。

原标题：《句道难，破了句道，作家可以上青天》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黄玮

来源：作者：刘诚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