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金土老照片收藏馆里的抗战档案珍品

——浙大龙泉分校迁校实录与日军鼠疫暴行的血色见证

□ 李铮浈

苏州山塘街的谭金土老照片收藏馆中，藏有数万帧历史影像与诸多未刊文献，为近现代史研究之重要凭依。今年6月，馆内发现一份日记残页，书于诗文杂钞与《经济学浅说》备课笔记背面。其扉页钢笔字迹清晰可辨，“浙大分校时因浙赣战事，因此于六月间大考，准备迁校。本地学生均回家，陷区学生只得随校方迁移。卅三、十补注”。这段写于1944年的补注（日记成稿两载后），倏然将人带回1942年那个炮火弥天的盛夏。

7月18日日记

一、烽火迁徙：浙大龙泉分校流亡之路

1937年，卢沟桥烽火骤起，杭城迭遭日寇空袭，山河破碎。校长竺可桢临危受命，率浙江大学师生自建德启程，辗转赣桂，历经千辛万苦，终至黔地湄潭。次年浙大西迁，东南学子求学受阻。1939年，浙大获准设浙东分校于龙泉县大沙乡芳野村（旧称“坊下”）。1940年易名为“国立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广纳四海学子，陈训慈、郑晓沧先后执掌校务，设文、理、工、农四院及师范学院，开课至二年级，学府气象初成。

然时运多舛，1942年7月，日寇铁蹄踏破浙西南，缙云、丽水、松阳相继沦陷，龙泉告急，分校被迫暂迁福建松溪县大布村。迁校行程逾200公里，日记所载路线图，详尽勾勒流亡轨迹：“七月十五日泪别龙泉，越明日，抵查田，经小梅，十七日辗转至竹口。”据《龙泉交通志》（1998年版）考证，1942年尚无正式公路，唯有蜿蜒的清代驿道与荒僻的民间便道纵横山间。时逢盛夏，山区瘴气如纱弥漫，蚂蟥吸附裤腿吸血，青竹蛇盘踞路畔吐信，每日跋涉至多30里，步履行囊皆浸满湿热汗气。至新窑后，改乘竹筏，五人运送行李32件（含全校图书仪器），终在7月18日下午2时许抵达松溪。

7月18日的日记详记抵达情景：师生们暂栖唐代古刹罗汉寺。“环境清幽，虽有山而平原亦广，面前为一条松溪，水流之声不绝于耳。寺之大门向南，余觅定大殿后右侧小房间，铺好床位，同住者为吴寅官同学。此间原为漏屋，且偶像俨然如生人，视之可怕。因余素胆大故敢住。晚间上街吃面，一碗价仅五角，较龙泉已便宜三倍矣。晚陶建弼君分给菜油灯一盏，室内甚明亮。此间蚊虫较大，而且一蜇人则肿胀痒痛难堪。傍晚又伴吴君至一民家，购竹竿挂帐子，不料言语难通，只以手势表示来意，可谓难矣。”

松溪环寺的清幽景致，与大殿后方逼仄的漏屋、狰狞的泥塑佛像形成尖锐对照。作者笑言“素胆大故敢住”，自嘲中透着乐天达观；而佛龛供桌上摊开的《经济学浅说》，早已超越对佛像的畏惧——这恰是文明薪火在困顿中生生不息的精神写照。一盏菜油灯明明仅有微光，却被记为“甚明亮”；“松溪面价仅为龙泉三分之一”的庆幸，又与龙泉分校电机系1944届毕业生刘春和1942年6月30日日记中“龙泉大量难民涌入，物价飞涨”的记载相互印证，这些细节无不彰显出浙大师生以苦为甘的生存智慧。

“购竹竿挂帐子”的细节更藏深意：闽北客家方言与江浙吴语隔阂较深，师生以手势丈量尺寸、比划数量，于蚊虫噬咬的肿胀痒痛中完成交易，其窘迫与艰辛跃然纸上。文末一句“可谓难矣”，并非嗟叹困窘，而是浙大师生“求是”精神在战火中的生动诠释——纵使艰难险阻，求知求实之志，永不磨灭！

次日，安顿甫定，惊闻龙泉遭炸，作者于悲怆中援笔成诗，作《忆龙泉》《入闽途中》等诗记录战火灼烧的家国之痛。“龙泉芳野庆恩钟，伴我支离忆去冬”满含对故地的眷恋，“世途艰险原非易，七尺男儿未应安”则彰显抗争决心。这些诗作既是迁校历程的文学记录，更是浙大学子于颠沛中坚守气节的精神写照。其后又于8月11日、13日数度赋诗，遥吊龙泉罹难同窗。

日记因战火动荡倏然中断，直至8月6日方续笔。“今日入城见报载中央政治学校由闽省保送十名入学”——中央政治学校作为战时重要育才之所，借地方保送续行招生，既显国民政府于战乱中维系官僚人才培育之苦心，亦印证闽地战时仍肩负教育输送之责。“又见闽北多地，由浙赣退出之学生极多，每人每日由招待所发给口粮二元五角以维生计。”此语直击战火对教育秩序之摧残：浙赣乃抗战要冲，学子为避兵燹流离闽北，形成规模迁徙，非独浙大龙泉分校为然，实乃战时中国“教育西迁”之缩影——无数黉舍学子辗转后方，教育资源之地理格局因战祸剧变。“二元五角”日粮在彼时物价腾踊之际，仅能苟全性命。字间未直书“战争”，却于无声中泣诉日寇侵华对华夏社会秩序与民生之戕害，尽显战祸对知识群体生存之冲击，亦见神州大地于烽火中强韧维系之态。这碎金般的记录，恰是全民抗战的鲜活印证——非独军队鏖战前线，整个社会体系亦在动荡中挣扎存续，共撑危局。

8月7日的日记，更勾勒出战时迁校的艰困与变局：“每日晚间睡眠时，恒觉污垢油腻，全身不爽，乃决心日间下河洗澡，虽酷暑，不可缺。下午，沈民君来，据谓全校师生已致撤退，郑主任抵竹口，敌军现抵赤石离龙泉八十里，而龙泉被第三次投弹，已烧毁，从大桥上可以看见县政府一片瓦砾废墟，真所谓无限繁华一刹化为灰烬矣，言之可痛心。沈君又谓余有信来且自苏北，发出者心甚喜悦。同学中尚有汪世贤君在分共（校）食堂与王季思先生办结束；葛为圣君在校中，为校方帮忙。”

盛夏酷暑中，师生下河洗澡成维系生存体面的无奈之举。沈民君带来的讯息更显危殆：日军已抵赤石，龙泉遭第三次轰炸，县政府化为瓦砾，“无限繁华一刹成灰”的慨叹道尽故园被毁之痛与战争残酷。校园撤离遂在有序中透着仓促：郑主任抵竹口接应，汪世贤、葛为圣料理校产，王季思教授协理收尾，于乱世中勉力守持校务。苏北来信的慰藉与家国沦丧的悲怆交织，更显战时个体情感的复杂。

8月12日日记

二、鼠疫阴影：日军反人类暴行的铁证

龙泉遭炸硝烟未弭，鼠疫疫疠旋即而至。8月12日之日记记载：

“昨日下午，冒雨入城，注射第三次防疫针。日来全校师生纷来到，人数增至二百人左右，食宿均觉拥挤特甚。前日后殿宿舍已发现死鼠一只，大为疫鼠无疑，是以恐怖之心与日俱增。盖炸弹杀人有形可见，不一定无药可治；而鼠疫传之于无形，患之即死。处于此鼠疫流行之环境中曷胜可忧。

余自去年十一月廿二日离蒋桥，抛弃安适之生活，跋涉千里而不觉其辛劳者，追求一高远之理想也。今兹不意东南时局瞬变又复，踏上征途，疫疠瘴毒夹杂而来，苟一旦使余罹难于此，则家人不知心志未酬，何其悲也。不死于飞机大炮敌匪交侵之中，而死于鼠疫之灾，又何劣耶。余此时既时时有染疫之可能，除尽力预（防）外别无他计，听天而已。不遇细维，即余由此而死则所抱憾者：一为此身之血性与理想未及发挥表见于人群，一为个人之家世遭逢艰苦酸辛者，未能凭余详记缕述有负吾父地下之幽灵。再其次，则为自己之名利未就，一身飘零，愧对妻儿。”

这段文字中，“后殿宿舍已发现死鼠一只”的记录如惊雷乍响，将无形的鼠疫威胁具象为锥心恐惧。炸弹之险虽烈，尚有应对之途；而鼠疫之恶，却如鬼魅潜行，让人束手无策。作者“尽力预防”与“听天由命”的矛盾，恰是战乱中个体直面生死的真实写照——日军暴行下，生命如风中残烛，危殆至斯。

至8月23日，生存危机愈发具象。作者深陷痢疾之苦：“自十四日夜晚腹部胀痛，消化不良。十五日乃大便频仍肛门胀痛，因此食欲不振，早晚进稀饭一碗，中午恒不食或煮锅巴一碗，食之。此泻多清白色粘液无粪便，自知与去年在蒋桥所患慢性白痢无异矣，然而去岁有军医可治可打针，有赵医师等可配药，凡饮食所需与夜晚大便更有琨美料理，余往往呻吟床上，竟日不知外事，如今则不可及矣。”医疗资源的极度匮乏更添绝望——“请问一看护妇，据云只有泻盐、蓖麻油、血清可治，但其价甚昂，余欲一服，孰知被索价六七，闻之恨之而返。”最终作者以食盐自救，“晨起服盐开水一杯，吃饭时加了食盐至咸甚而止”，困顿中维系生命的韧性，读之令人动容。

更令人痛心的是群体的苦难：“二十一日，在城闻同学中有二人病危，住卫生院，其一为痢疾，已二十日不食，其一为肺病，已死亡，正料理后事。飘零羁旅，孤魂何托，为之泣然。二十一日，回镇又闻傅斌炎同学因午时往河边洗衣卒倒溺毙，救治罔效。傅君绍兴人，忠诚笃厚，学业优异，讷于言而慎于行，不期如是而死，冤枉何极。不数日而死二人，人命微贱可胜言哉。吾等一样流亡，同属客寓居此恶劣之地，疫疠漫延，饮食不调，加以胸怀抑郁，又谁能敢保久长乎？——痛。”

浙大师生的生死困境，并非偶然的天灾，而是日军蓄意实施细菌战的直接后果——这场反人类暴行早已在中华大地多点蔓延，罪恶罄竹难书。

追溯既往，日军细菌战之暴行早已昭然于世。1940年7月，满洲731部队与“荣”字1644部队狼狈为奸，遣战机飞掠宁波上空，投下伤寒菌液70千克、霍乱菌液50千克，更有沾染鼠疫菌之跳蚤5千克。菌毒随硝烟散播，遂使浙江多地鼠疫肆虐，疫疠横行，生灵涂炭。次年11月4日，731部队再施恶行，于湖南常德空投鼠疫跳蚤1.6千克。无辜者蔡桃儿首遭其害，成为常德细菌战之第一位罹难者。自此，夺命瘟疫如附骨之疽，迅速蔓延开来，无数家庭在旦夕之间支离破碎，哀鸿遍野，惨状之烈，令人目不忍视。

1942年5月，日军魔爪亦伸向云南滇西一带：敌机向昆明投掷细菌弹，复对保山狂轰滥炸，更布下大量霍乱细菌弹。菌毒随弹雨弥漫，致使保山及周边58县霍乱大行其道。据载，单保山县一隅，死者便五六万；总计染病者超12万，殒命者达9万余人。而滇西鼠疫更沿滇缅公路扩散，波及16县，死于鼠疫者四五万之众。此等行径，皆为日军以细菌为刃屠戮无辜之铁证，每一笔记录，皆是浸透血泪的控诉，映照着侵略者背离人道、践踏文明的狰狞面目。

近年731部队最新罪证的公布，更将这场系统性暴行的罪恶推向台前。2011年10月15日，日本《朝日新闻》披露，日本市民团体“究明日军细菌战历史事实会”成员奈须重雄，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关西馆觅得《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1部）。此报告翔实记录了1940到1942年间，日军于中国展开6次细菌作战的罪恶行径。其中，明确记载了使用鼠疫跳蚤的数量及感染者数据，包括二次感染在内，受害者多达25946人。日军竟称鼠疫菌为“最优秀弹种”，妄图借此在精神与经济层面引发恐慌，其残暴与歹毒之心昭然若揭。

日军在宁波、常德等地的细菌战恶行，与龙泉鼠疫的暴发如出一辙，皆是其以“疫菌为刃”屠戮无辜的铁证。浙大龙泉分校师生遭遇的鼠疫威胁，正是日军细菌战暴行的缩影。竺可桢1943年3月13日的日记亦有相关记载，印证了浙赣地区鼠疫流行的严峻态势，与这份日记的记录相互佐证，共同构成日军反人类罪行的铁证链。

三、诗魂不屈：抗日诗钞里的民族呐喊

烽火弥天之际，诗歌成为浙大学子寄寓家国之思的载体。作者于流亡途中笔耕不辍，那些浸透着血泪的诗行，既是一己情愫的纾解，也是民族魂魄的呐喊。

8月11日，《吊龙泉罹难同学》一诗问世，笔锋沉郁，于追忆中见战乱之殇：“记得纥歌聚一堂，人多尚不识君颜。偶因考试临前座，乍见挥毫述论忙。诚是多才天欲妒，何如抱病卧兰房。就医自此城中住，敌机飞越山头树。连山烽火漫东南，纷纷逃难经行处。期终考毕整行囊，有家多多返家乡。我既无家悲客寓，逃亡又向松溪去。松溪小住未经旬，惊说龙泉一炬焚。多少繁华成灰烬，伤心烈火葬青春。飘零同是天涯客，报国空余壮志存。斯世文明无保障，满腔热泪哭斯人。人生自古原有死，巾帼须眉一样人。但见邦家多厄运，堪悲逆旅寄孤魂。悠悠云树天边立，劫后蒿莱满地生。”

8月13日，作者复改前诗，附言中寄寓大同之憧憬：“昨晚起，大同之理想世界，我以为理想好社会上，第一要件是经济基础的平等，私有财产制度的打破；第二要件学术研究的奖励与自然福利的增加；第三，感情的扩充，发挥天然之本能，为爱夫妇、爱子女、爱家、爱国、爱美物。”于悲恸中坚守青云之志，恰是浙大学子精神世界的鲜明标识。同日所作挽联“君诚博学喜多才，廿余年，想见庭前严训，每期为国驱敌寇；我亦飘零悲失怙，三千里，为闻帏幕哀音，同声与子哭仁翁”，以骈偶之体将私谊与国仇交织，字字泣血，读之令人扼腕。

9月24日中秋，客居松溪的作者感时命笔，《松溪大部中秋记感》《望月感怀》等诗作次第成篇，于乡愁中见家国之思：“羁旅知何地，萍飘又一年。涛声惊旧梦，虫奏月中天。作客无欢笑，伤心失故园。年年秋月夜，空见月常圆。”“何似中秋益笑眉，溪边江上赛清辉。可能家国重重恨，洗向江流去不回。旧友星零旧事非，山河破碎兽蹄多。昂长七尺知何用，一任蹉跎奈老何。”诗中“兽蹄”直指日寇侵略，“家国恨”饱蘸民族血泪，于个人愁绪中勃发时代风骨。

《寄湘关二兄》《怀小莲》等诗作则聚焦亲情。“牵裳招手索糕糖，身躯肥小面庞娇。今岁中秋应解事，不当别后乱呼爷”，以稚语写亲情，于细微处见至情。这种对家人的拳拳之念，恰是抵御外侮的精神根脉——正因其爱之深，故其抗之烈。

这些诗作非仅文学创作，更是抗战血泪史。诗中“劫后蒿莱”“山河破碎”等意象，与龙泉分校迁徙之迹、日军暴行之实相互映照，共同构筑起浙大学子的战争记忆。诗稿中“抗抵所有的艰苦，必须抱定坚定的意志，准备经行一路的崎岖，不绝的磨难”的呐喊，实为浙大“求是”精神在烽火中的淬炼，彰显着中华民族不屈之魂。

手绘迁址路线图

四、心魂叩问：流亡知识分子的价值观

烽火的淬炼与生存的砥砺，促使浙大学子对世相、人生作更深沉的省思。8月至9月的日记与家书，载录着作者从具体生存困境到抽象价值叩问的精神履痕。

8月8日的日记，由“膳委员遁去致诸生断炊”一事切入，反思战时群体生态：“第一，民主制度往往不可靠，负责人愈多，则人之责任愈薄弱，结果等于无责任心，以致百事俱废，很少见将公共事务视同自己事务者。即偶有一二人热忱服务，而结果则反多纠纷，不但无奖誉，且能招致恶果。是以许多事，吾人明知其必败坏，但不愿伸手挽回。许多物件宁可眼见其为风雨摧毁，不愿致之完好，因为你如果致之完好，则人必谓你有私取嫌疑，将与你争此完好之物，且毁谤你自私自利，此其一。第二，人与人之相处最难，知识愈高，脑筋愈复杂者愈不易团结一致，盖往往疑窦顾虑多端，谁亦不肯相下，谁不肯吃亏，戆直者亦可自己吃亏，但因人人皆看破社会无情，吃亏仍不能换取他人之好感，为下次吃亏之先例，则谁甘软弱，而争端由此与矣。昔尝闻人言世界愈进步，人类愈野蛮，战争愈惨酷，及今证之是言诚不谬也。”此番观察直指人性幽微与制度困局，显露出知识分子对群体行为的理性烛照。

8月31日，作者于松溪见“中心小学门悬孔子诞辰标识”，不禁忆及“执教涟水实小时祭孔之景：秋庭萧爽，凉风拂袂，师生和穆”，往昔安宁与当下漂泊形成强烈对照，令其“心魂欲坠”。归途“雄鸡啼鸣如洪钟”，又勾起对家中旧鸡的忆念。这种对太平岁月的追怀，实则是对文明秩序的向往，反衬出战火对常居的摧残。

时局之起伏始终牵动其心。闻“丽水、兰溪、衢县诸地敌退，江山、上饶、广丰、常山、临川次第收复”，既生“返龙泉、免连城跋涉”之盼，又存“敌去非为我驱，安知不复来”之虑。其析“此次表面退却，实则战略之胜”，显露出对战局的清醒认知，非为浮泛之喜。9月4日“克临川、敌拟弃南昌、汉宜之敌有退意”等消息传来，狂喜之余仍存“未得确证”之审慎，折射出乱世中希望与忧惧交织的复杂心境。

同日，学校决定迁往龙泉之讯，与沈医师遭诬“携药潜逃”之事形成刺目对比。作者怒斥“医药系乎人命，贪财尚可，何至诬人为盗”，于细处揭橥困厄中人性之扭曲，亦见其坚守正义之操。

9月4日未寄出之家书，集中展现其哲学思辨与精神挣扎。信中致二哥：“弟来此之以尽上陈，现羁旅生活中百念丛生。喟心中欲求及一人生目的，迄今杳不可得。古来伟人之论著，对人生看法大多消极悲观（老庄等），其有积极者甚少。孔子、黑格尔等即在积极之中，亦带有知其不可而为的因素。”这种对生命本真的叩问，在“苏北来信”“战局好转”等具体事件之外，开辟出精神求索的维度。

作者进而叩问：“做人究竟要知其不可而为呢，还是疑应曳尾于途中呢？究竟应谈快乐主义呢，还是应遵循理性主义呢？”既困惑于“十年修行，经不住一朝摧毁”的现实，痛感“正义皆空，人道虚伪”，又“仍信真理，需积极向上”；既质疑“物质文明加速人类毁灭”，推崇“无为而治”，又难脱尘网。这种“万念俱灰”与“一线希冀”的撕扯，正是战时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典型写照。

9月6日之记，其思已及文明价值之根本：“二十世纪之新文明，人们为何不善为享受，而竞将棉花、食物、钢铁做军火飞机，一边制造，一边销毁？数百万人甘心走上死路？可笑亦复可悲。”这种对战争与文明的追问，超越一己之悲，具更阔大的时代意义。

从“断炊事件”的具象观照，到“文明反思”的抽象思辨，从“沈医师遭诬”的义愤，到“人生目的”的叩问，其精神轨迹历历可辨。这种心魂的挣扎，既是个体于战火中的精神成长史，也是一代知识分子于苦难中求真理、守信念的缩影。正如信中“年近三十，心如四五十”之叹，战火虽催其精神早衰，亦淬炼出思想之深度，为龙泉分校校史添就厚重的人文底蕴。

浙大龙泉分校七载历程，由迁徙之迹、鼠疫之影、诗钞之音、心魂之问共同熔铸。谭金土老照片收藏馆所藏这份档案，非仅一校流亡之录，更是民族于烽火中守文明、抗外侮的生动见证——罗汉寺油灯下苦读的身影，浸血的诗行，鼠疫威胁中挺直的脊梁，共同铸就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丰碑。

后记

谭金土先生的收藏世界里，抗战记忆的载体远不止于浙大龙泉分校的档案。早年所藏数百封抗战逃难书简如今仍静静躺卧，其中百余封是1937年底至1942年初苏州女子杨媗（又名慧贞）与妹妹杨培（又名培孙）流亡浙江时寄给苏州父母的家书。这些泛黄信笺，与前文所述浙大师生的流亡记录遥相呼应，共同编织起战时江南民众的生存图景。

1937年11月苏州沦陷前夕，杨媗携妹妹随船队逃难至浙江，凭会计技能在宁波、绍兴、天台等地辗转谋生。四年间，平均每十日一封的家信，细述着烽火中的困顿：镇海口炮声里的仓皇撤离、旅馆客满时宿于凉亭的窘迫、天台寄母处“西瓜须八九元一担”的物价、绍兴婚期遇雨的仓促、沦陷时躲在棺材底下的恐惧……字里行间既有“家书抵万金”的牵念，也有“米总是一斗半斗籴来”的生计挣扎，更有“留得此身亦无意思”的绝望与“仍盼母病复原”的微光。

这些信札中，藏着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太公离世、母亲病逝、父亲厌世欲遁入空门，而杨媗与表兄孙受之成婚、妹妹杨培订婚又解约，命运的丝线在战火中被反复拉扯。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还夹着杨媗兄长杨周翰（后来成为著名英美文学学者）的家书，这位西南联大助教在信中诉说“改卷至深夜”的忙碌，计划与妹妹共攒学费助她复学，字里行间的手足情深与求学之志，与浙大师生“弦歌不辍”的精神一脉相承。

从浙大龙泉分校的迁校日记、抗日诗钞，到杨家姐妹的逃难书简，谭金土收藏的这些“民间档案”或许没有宏大叙事的波澜壮阔，却以最真切的肌理记录着战争如何撕裂普通人的生活。它们共同证明：抗战的胜利，不仅是军队的浴血奋战，更是无数如浙大师生、杨家姐妹般的中国人，在烽火连三月的绝境中，以各自的方式守住文明的火种与人性的温度。这些散落在民间的文字，正是民族记忆最坚韧的脉络，值得被永远珍视与铭记。

谭金土简介：

谭金土，1947年生于江苏丹阳。1976年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中文系，后入苏州市检察院，历任教育科科长、审查起诉处处长等职。其兼具多重身份，如中国法学会、中国检察官协会、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亦为省、市作协会员，著有《茅针》《法言与法相》《大明海医》等作品。

自上世纪90年代始，他积20余载心力，藏老照片5万余帧，撰研究文字数十万字，于苏州山塘街设老照片收藏馆，莫言曾为其题词，馆中影像皆为历史与民间记忆之载体。苏州市检察院内，亦有其检察老照片收藏展示馆。2023年6月5日，先生因病辞世，享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