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怀宇

陈寅恪先生在去世前一年，意识到自己的史学方法有可能失传于身后，对助手黄萱说：“我的研究方法，是你最熟识的。我死之后，你可为我写篇谈谈我是如何做科学研究的文章。”

但黄萱敬谢不敏，后人颇有广陵散绝之叹。

这个故事，相信触动了许多史家。

谭其骧便心有戚戚，促成了他的弟子葛剑雄写出《谭其骧传》。

虞云国也深有同感，日积月累而成《学随世转：二十世纪中国的史家与史学》一书。

虞云国的专业是宋史。

他进入大学时已年届而立，史学训练近乎零起点，以史学为志业的意识却已然萌生。

他师从程应镠，走上宋史研究之路。

同时，补了两方面的短板：一是以“拿来主义”的眼光选读当年风行的史学理论与社科新潮的海外译著，二是认真研习中国现代史学大师的著作。

历史学在史料处理、史实考据、史事分析与史著书写上，兼具科学与艺术的双重特性。

虞云国曾设想：“二十世纪的史学大师，从揭橥‘新史学’的梁启超开始，一个一个地把大师们的史学著作学习一遍，领悟他们的史学三昧，同时把他们的史学在大变局的互动中给以历史的定位。”

这个设想虽未全面实现，但《学随世转：二十世纪中国的史家与史学》一书写到吕思勉、陈垣、陈寅恪、顾颉刚、吴晗、丁则良、严耕望、刘子键、张家驹、程应镠等人，既关乎史家的世运，又再现前辈的风范，可见二十世纪中国的史家与史学的侧影。

“历史永远在重作之中”是吕思勉的名言。

他认为：“因社会状况的不同，人心的观念既随之而变，观念既变，看得事情的真相就不同了。史事的订正，又安有穷期呢？搜辑永无穷期，订正永无穷期，历史的当改作，即已永无穷期。何况历史不是搜辑、考订了便算了事的，还要编纂成功，给大家看，而看的人的需要，又是随时不同的，然则历史安得不永远在重作之中呢？”

这让人联想到西方史学家克罗齐的论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吕思勉史学思想的基本原则是史学研究“不宜豫设成见”。

这与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社会科学研究中价值中立性的主张颇有相似之处。

而吕思勉史学生涯的自觉追求是“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

吕思勉在草拟《吕著中国通史》同时，也开始其断代史序列的宏大计划。

据钱穆说，这几部断代史本来是吕思勉拟议中的“国史长编”。

吕思勉为《白话本国史》作《序例》说：“我很想做一部《新史抄》”，“把中国的历史，就个人眼光所及，认认真真的，将他紧要之处摘出来，而又用极谨严的法子，都把原文抄录——有删节而无改易——自己的意见，只注明于后”。

严耕望说：“有一位朋友批评诚之先生的著作只是抄书。”

这位朋友估计是牟润孙。

此据杨联陞函：“牟润孙评述近代中国史学，而未提吕先生，弟致函指出，牟君回信只说嫌吕先生书多堆砌。”

杨联陞不以为然：“试问有几人能堆砌如此广大而有意义？”

严耕望附议杨联陞：“其实有几人能像他那样抄书？”

更为吕思勉抱不平：“何况他实有很多创见，只是融铸在大部头书中，反不显露耳。”

1937年，胡适在日记中说：“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说：“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这亦可视作陈寅恪的夫子自道。

陈寅恪心通王国维，作知己之言：“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

这是理解王国维的关键，也是陈寅恪的心史。

王永兴认为“陈寅恪先生史学主要渊源于司马光欧阳修为代表的宋贤史学。”

而陈寅恪认为“中国史学，莫盛于宋。”他肯定“宋贤史学的求真实、供鉴戒的史学思想”，“《资治通鉴》是为宋朝的治乱兴衰而作的，一定要用真的材料，存真理以为政治服务。”

陈垣和陈寅恪合称“二陈”，在学术上切磋砥砺。

1940年，陈垣著成《明季滇黔佛教考》，认为“此书舍陈公外，无合适作序之人”，便将油印稿寄给滞留香港的陈寅恪。

陈寅恪在《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说：“忆丁丑之秋，寅恪别先生于燕京，及抵长沙，而金陵瓦解。乃南驰苍梧瘴海，转徙于滇池洱海之区，亦将三岁矣。此三岁中，天下之变无穷。先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南北相望，幸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

陈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其实所欲表彰者乃明末遗民之爱国精神、民族气节，不徒佛教史迹而已。”

陈垣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则“有感于宋金及宋元时事，觉此所谓道家者类皆抗节不仕之遗民，岂可以其为道教而忽之也。”

陈垣更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首语说：“呜呼！自永嘉以来，河北沦于左衽者屡矣，然卒能用夏变夷，远而必复，中国疆土乃愈拓而愈广，人民愈生而愈众，何哉？此固先民千百年之心力艰苦培植而成，非幸致也。”

当时正在抗战中，流寓西南的陈寅恪深有同感，《读哀江南赋》说：“古今读《哀江南赋》者众矣，莫不为其所感，而所感之情，则有浅深之异焉。其所感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较多。兰成作赋，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自来解释《哀江南赋》者，虽于古典极多诠说，时事亦有所征引，然关于子山作赋之直接动机及篇中结语特所致意之点，止限于诠说古典，举其词语之所从出，而于当日之实事，即子山所用之今典，似犹有未能引证者。”

二陈治史，皆潜心史料，也留意时事。

陈寅恪尤其善于从新视角去开发旧史料中前人所未用的潜在价值，《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说：“史论者，治史者皆认为无关史学，而且有害者也。然史论之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论之时，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背景，实无异于今日新闻纸之社论时评。若善用之，皆有助于考史。故苏子瞻之史论，北宋之政论也。胡致堂之史论，南宋之政论也。王船山之史论，明末之政论也。今日取诸人论史之文，与旧史互证，当日政治社会情势，益可借此增加了解，此所谓废物利用，盖不仅能供习文者之摹拟练习而已也。”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今日新闻纸之社论时评”也有助于历史研究。

严耕望推许前辈史学四大家：吕思勉、陈垣、陈寅恪、钱穆。

《学随世转：二十世纪中国的史家与史学》一书也写了前三位，并有一篇写严耕望。

史家如兵家，兵家有“兵无常势”之说，史家也有“史无定法”之论。

严耕望在治史经验中说：“治史不能机械地拘守某一类固定的方法”，因为“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在史学上的运用也各有局限，不能恃为万应灵丹。”

虞云国写到宋史专家刘子健，引为知音。

刘子健在史学方法上有一段总论性阐述：“有人说史无定法。这句话没说清楚。研究历史的题材不同，当然不可能有呆板一成不变的方法。其实是史采佳法。说得更清楚一点，门道很多，因题制宜。再大胆一点说，因问求法。这不是佛教徒求法。假定说提的问题，一时没有现成的方法可以采用，怎么办呢？答案是去找去，试用各种途径去寻求。科学家做实验就是这样的左试右试，就可能走出一条路来。”

如果说“史采佳法”，前辈史家的各门独家方法，后来者悟其精妙的一招半式，别出心裁地融会贯通，或许他日能存乎一心，自成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