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怀宇

陈寅恪先生论宋代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两个时代，六朝与宋代，最为辉煌，至今尚不能超越宋代。”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譬诸冬季之树林，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现代将宋史研究发扬光大的学者，陈寅恪先生的学生首推邓广铭。而邓广铭说：“子健先生熟悉东西方的多种文字，并攻治过东西方许多国家的历史，所以他的视野广阔，思路开廓。在这样的基础上，他对于中国历史特别是宋代历史的研究，不论就其取材的广博，见地的精到和剖析的透辟来说，都是超出侪辈，而卓然自成一家的。”胡文辉则认为：“现代的宋史研究，早期以邓广铭享誉最高；而刘子健后起，有识力，有裁断，尤能推陈出新，为‘新宋学’的代表。”从刘子健的著作中，不仅可以佐证陈寅恪对宋代文化的论断，更可见国际学界宋史研究的气象。

刘子健的《宋史测度》(原名《两宋史研究汇编》)引言畅谈治学心得：“治学，非问不可。常觉得中文的‘学问’二字，涵义绝佳。学是先学过去已有的知识，接着就应当试提问题，最好是提新的问题。有了问题之后，就可以努力去发掘新学识，试求新解释。然后再学再问，川流不息。英文里也有类似的名词，例如enquiry，意思是钻进去研讨。可是远不如‘学问’二字紧密呼应，赅括全盘。”

刘子健以为，历史只是近乎情理的测度。它的实用是有助于思考，使思想活泼起来，从多方面的关系去看，贵在周详细密，使人不至于陷入盲从、轻信、过简化、教条式的武断与误断。所谓“测”，即测候、探测、推测的意思。不一定能达到勘测、测量的准确性，但至少远胜于不加思考的妄测、臆测，以致造成错误观念，一误再误地误尽苍生。因为史学不过是测度，刘子健是倾向于多元论的。也就是赞成多次研究，从各方面去推论，再进行比较综合，并不一定“定于一”。正因如此，《宋史测度》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

一般讲宋史，动辄称为两宋，容易误以为南宋延续北宋。刘子健以为不然：虽然南宋被蒙古征服，“但是欧亚大陆到处被蒙古人攻破。能长期支撑，竟达四十余年之久，除了南宋，还有哪国？结果怎样呢？文化屹然不变。这模式不但定型，而且渗透民间，根深蒂固。”

在论述君权和代理相权的独断上，刘子健分析：“北宋和唐代不同，一则君权提高，二则中央集权。但在中叶，言官和一些新起的士大夫，颇有发言权。甚至文彦博敢说，陛下与士大夫共天下！可是神宗用王安石变法，及旧党上台，排斥新党。新党再起，演为元祐党禁。彼此党争，君权独高。到了徽宗，就已经有蔡京这类的代理权相。划时代的变化是南宋高宗。从渡江逃生，航海避敌（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之后，居然能重整残局，巩固君权。外则乞和，内则释三大将兵权，专任秦桧，罢黜异论，都是表现君权独断，不由士大夫来参预国计。”至于宋高宗从头就学东汉光武用“柔道”，而青出于蓝。最初是对群盗，用收买手段。后来对多数官僚，也采取颇有些近似的手段。姑名之曰包容政治。刘子健在《包容政治的特点》一文中，对“包容政治”颇有学术的创见。

《岳飞——从史学史和思想史来看》一文，则是刘子健重要的人物研究。他发现岳飞在历史上地位的升降：“岳飞屡次打败入侵的金兵，结果在和韩世忠、张俊两个大将一起被解除兵权之后，反倒被诬告阴谋造反。事实上并没有可靠的罪证，而竟在狱中被害而死。这是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的事。以后多少年都没人敢提。一直过了二十年以后，金兵又来进攻，高宗也下令亲征，往长江方面去布置防御，这才开始追赦岳飞。”之后岳飞的地位慢慢上升，一直到淳熙五年(1178)高宗已经很老，朝臣也全不是旧时的人物，孝宗才追谥岳飞为武穆。最后，南宋企图反攻金国。在宁宗嘉泰四年(1204)，立韩世忠庙，岳飞封鄂王。这是因为政府要“风厉诸将”，是利用岳飞等旧日的声望，并不是真正的追念岳飞。而“除了朝廷以外，南宋当时的士大夫，对于岳飞还不太看重。朱熹是很推崇他的，但也说他有若干缺点。”一般来说，在南宋，因为毁誉未定，岳飞的历史地位，并不算高。可是到了元代，文人作诗追扬岳飞的也多起来了。最有名的是赵孟頫，赵本来是宋代宗室的后人。他吊岳鄂王坟的七律，中间四句最有名：“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把岳飞被迫退兵，继而冤死，和后来宋代亡国，连起来一起说。而岳飞的历史地位，经过明代，不但达到了最高峰，并且普及整个社会。文徵明题宋高宗赐岳飞手敕，指出主要是高宗自己要保持皇位：“岂不念，中原蹙？岂不念，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民间已经把岳飞奉为神明，和到处有关帝庙的情形差不多。在明末，政府承认这种社会现象，因此加封岳飞为三界靖魔大帝。

刘子健特别提出一点：“宋代是第一个朝代依靠非贵族，多半是考试出身的士大夫来支持。因此国策要优待儒者，不杀大臣。后来写历史的士大夫，不免过分颂扬这一项国策，而忽略了例外。岳飞虽然原是武臣，但在收兵权之后，他的官位是枢密副使，是名为管军政的文职，也是朝廷的大臣。把他处死，显然违反自己的国策。连王夫之的《宋论》，可能是传统史学中讲宋代最好的著作，也不多提。另一个例外就是韩侂胄。因为对金用兵失败，以宰相的地位，而在上朝的路上被暗杀，然后宣布罪状，最后还把他的头，从尸首上割下来，送到金国去。为了应付强敌，不惜牺牲道德标准，的确是应该批判的。”

在《背海立国与半壁山河的长期稳定》一文中，刘子健借古语“苟日新，又日新”，既不是新陈代谢，也不是推陈出新；而是说由旧生新，自强不息。这种态度很适用于史学。对于以往的成果，章学诚说“临史必敬”，而后来者更有责任在已经建立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新的方面。刘子健以为，经过北宋，全国的经济重心，已经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江南。北宋末，南宋初，已经有话：一说是“苏湖熟，天下足”；另一说是“苏杭熟，天下足”。后代又以常州代替湖州或杭州的地位。总之是太湖区域。在南宋，政治地理的转移，比经济还重要。它不仅是太湖基地，而是以整个东南靠海地区做根本，来控制从长江北岸以南，一直到广东广西。用靠海地区做根本，是中国历史上，在近代以前，所绝无仅有的。在最危急的时候，高宗从宁波逃到海上。在宁波和温州之间的海面，躲了四十天。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又一次惊险的经验，使高宗相信，最安全的办法就是背海建都。南宋不但是背海建都，实在是背海立国。

通常谈宋史，详于北宋，略于南宋。刘子健分析其中的原因：“第一是南宋史料，不如北宋完整。例如有关北宋，像《续资治通鉴长编》那样详备的书，南宋只有一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限于早期。其他类似的编纂，不是简略，就是残缺。连《宋会要辑稿》里的材料，也是北宋胜于南宋。但第二个原因，更为重要。几百年来的史家，对于南宋，往往惋惜，而不愿意深究……其实这种解释，是传统史家在感情上躲避一个大问题。南宋的财富，世界第一。以科学知识和工艺技术而论，也是第一……如果从欧洲史上看，蒙古人攻无不克。而南宋对抗蒙古，前后有四十多年。和波斯、印度等各国来比较，南宋绝不能算弱。不但是军事力不弱，而且政治的黏着力相当强，一直抵抗到最后，不用说别的，这团结力比北宋就强。以往史家，实在没有理由来忽略事实。”

南宋的文化，可以算是人类史上一个奇迹。哪怕是性理自守，林泉自安，诗画自娱，也可能间接地有助于稳定。南宋从中兴起就有一种政治作风：凡是现存势力，尽量收容，尽量安排。就是不肯被利用的，最好也暂时忍耐，将来再说。这种作风，刘子健以为就是“包容政治”。这一试论的概念，何尝不是对陈寅恪论宋代文化别出心裁的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