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被统治的艺术

作者/慧超

（一）

治大国如烹小鲜。

这句话向来被视为满蕴政治智慧的箴言，其实在智慧之外，这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短句，也道出了某种现实的无奈与残酷性——尤其对于掌权者与改革者而言。

相对于现实的复杂性与巨大惯性，所有改革者都面临一个人类永远无法逾越的命运鸿沟：

人的生命实在太有限，而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就更短促了。

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我之前写过的“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在掌权之前，是很讲理，很君子的，但他怀抱改革雄心登上高位之后，恼怒地发现，大量的时间、精力与政治资源，都被浪费在与反对派争吵上了。

于是王大人一改开明、包容面孔，迅速褪去了耐心与天真的一面，为自己装上了满口獠牙，不择手段地排除异己，甚至对自己所尊敬的老师、朋友也毫不留情。

毕竟争吵往往徒劳，撕咬才立竿见影。

想要在有限的政治生命中完成改革，就只能烈火烹油，走向更集权，更狭隘，更刻薄。

王安石当政时期，党同伐异之风尤甚，因为他发现，想要尽快地推进改革，就必须选拔那些听话的“自己人”，哪怕他们都是些见风使舵的政治投机者，也好过苏轼那样有才干、有思想、有抱负的“刺头”。

这是古往今来所有改革者必须面临的悖论：

想要在短时间内出成果，往往只能去赌大力出奇迹，但大力不一定会出奇迹，更有可能出现的是抵抗、冲突、变形乃至反噬，最终落地成果往往与改革者的初心南辕北辙。

“好的初心，好的政策”最终却变成一场蔓延至全社会的巨大灾难，这样的故事在历史中一再重奏。

（二）

以上是从掌权者的角度，浅薄地呈现了“统治之难”的一个细微切面。

站在小人物和普通老百姓的视角，面对强悍的皇权与无孔不入的国家意志，个体能做的真的只有被动地承受或服从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如果决策者提出的任何政策，底层民众都会无条件地执行，那掌权者所面临的改革困境就根本不会存在。

这正是加拿大汉学家宋怡明在《被统治的艺术》这本书中，试图探讨的主题。

这本书主要聚焦明代东南沿海军户这一特殊群体，以此考察剖析明代的日常政治，即普通民众在帝制时代的生存策略，以及民众如何与国家互动，并与之博弈，乃至借由政策与制度为自己谋利的故事。

读《被统治的艺术》，你会感叹于民间的智慧之盛，也会唏嘘于统治（或称管理）之难。

有明一代，太祖朱元璋定下了许许多多奇葩死板又残酷的政策，户籍政策就是其中的代表。

百姓被分为军户、匠户、灶户等户籍，一旦确定，世代相袭：

你爹是打铁的，那你也必须打铁，你的儿子、孙子也必须打铁，生生世世不得更换职业。军户也是如此，一旦入编，你家就必须承担永久性的兵役，无论你生个华佗还是爱因斯坦，他的命运也只能去当兵。

在这种死板、残酷、不容置疑的制度下，明代的普通百姓，在面对政策与制度时，在权衡利弊之下，采用了种种决策者从未曾设想过的策略回避、对抗乃至利用制度为自己套利的应对方式。

宋怡明称之为“被统治的艺术”，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

普通人在残酷的制度设计下，如何尽可能地优化自身处境，“阳奉阴违”地为自己利。

（三）

《被统治的艺术》一书中，探讨了许多有趣的政策悖论。

这些政策在被提出时，或填补漏洞，或规避风险，往往对统治者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

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在日常政治的不断打磨下，政策往往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某种畸变，与决策者的初衷背道而驰，乃至形成了更大的制度漏洞与政治风险。

譬如朱元璋为了防止军户就近参军，可能会与当地宗族势力结成利益团体，所以他在军队中推行“回避原则”，即所有参军的士兵，必须前往远离自己家乡的驻地服役。

即以“解域化”的方式，将士兵由原有的社会网络中连根拔起，让这些危险的持刀者以原子化的形式为帝国服务。

但仅仅两三代之后，这些被“解域化”的士兵后代，就在卫所所在地完成了“再域化”，一个个原本陌生的原子化个体，再一次因为利益而团结在一起，他们与上级长官、当地精英富商形成了新的利益群体。

一项试图打破既有利益集团的政策，在现实的巨大引力与惯性之下，反过来，却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而这些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拥有更大的谈判筹码，转而成为革新政策的坚定反对者。

纵观朱元璋的治国理念，“稳”字是其最重要的底层治理逻辑。洪武皇帝的诸多政策都透露着强烈的静态倾向，这个农民皇帝试图建立的，是一个封闭的、死板的、固态的、百姓原子化的“铁笼社会”。

朱元璋心目中的理想国，就是个“一潭死水”般的国家。换言之，就是最大化利于统治者统治的社会。

元帝国曾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但朱元璋却对外部世界有着极强的排斥性，那时海外贸易已经可以为帝国带来巨大财富，可朱元璋一拍桌子，就禁绝了所有的海外贸易，甚至禁止渔民出海捕鱼，以三日为限令所有岛民内迁，违者死。

这是中国古代最荒诞的政策之一。事实上，海禁政策非但没有带来稳定，反而激发了倭寇之患。

如今很多不懂历史的人，一谈到明代的倭寇，就默认为那是日本人。

实际上，真实的历史中，日本人只是倭寇的一小部分，明代倭寇包含大量的“佛郎机人”，即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以及东南亚诸国商人。

是的，大量的倭寇其实是亦商亦盗，因为那时的海上贸易要面临海盗等众多风险，所以各国的商船都是武装的。当明王朝禁绝了海上贸易，这些生意受阻的商船为了活路，就沦为了海盗和倭寇，以劫掠为生。

而明代倭寇成员比例最高的，其实是中国人，包括曾经的沿海渔民，以及明王朝的地方代理人，负责海防的卫所与军户们。

“我们无法在走私者、商人和倭寇之间划清界限，实际上，同一群人往往同时在走私货物、买卖商品、烧杀抢掠。”

这一点，恐怕是朱元璋在制定海禁政策时，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

（四）

《统治的艺术》也讲述了这一海禁政策诞下的怪胎，宋怡明将此总结为一种“制度性套利”。

虽然军户是一种死板残酷的世袭制度，但不代表身为军户一点好处没有。事实上，沿海卫所中的军户们，很快就发现了军户身份的隐性福利——

最安全、最暴利、最肆无忌惮的违法者，自然是执法者自身。

沿海卫所的军官和士兵，是进行海上走私活动、海盗与劫掠行为的“最佳人选”。

首先他们拥有更好的武装船只和航海技术，在明代，卫所是国家唯一允许可以合法建造大型远洋船舶的地方。

其次，军人的身份，使得他们很容易和沿海精英大户家族建立信任与合作关系，而这些家族则长期控制着海上贸易与资本财富。

最重要的，是军户执法者的身份，他们是负责控制、取缔海上非法贸易的人，也是负责征讨倭寇的人。

他们掌握着军队海巡的路线和时间，这意味着，他们想抓谁不一定抓得到，但军户不想抓的人，那一定可以抓不到。

这背后产生了巨大的寻租空间，而他们显然不缺少愿意上缴“保护费”的客户：

“几乎各个阶层的沿海居民，从贫穷的渔民到富裕的盐商，再到地方精英，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着非法海上贸易。长期存在的非法贸易网络是地方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

至为讽刺的是，自海禁后蜂起的倭寇与海盗劫掠，一直被紫禁城的统治者视为心腹大患，但史料呈现了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现实：

很多时候，帝国耗费无数国帑大力征讨的所谓倭寇，其实正是那些吃着公粮的卫所官兵，沿海卫所官兵的职责是平定倭寇，可海上最可怕的“倭寇”，却正是他们自己。

西班牙传教士科尔特斯曾记述这样的见闻：

原本奉命剿灭海盗与倭寇的大明沿海卫所士兵，却对沿海村庄烧杀抢掠，对海上遇到的每一艘船只进行掠夺，事后上报时谎称这些船只为“倭寇”。

这些卫所士兵不仅抢劫货物钱财，往往还会杀死船上所有船员——在交给上级的报告中，这些被杀死的无辜商人和渔民，变成了倭寇和海盗，而军官和士兵们则守海有功。

“终明之世，军人利用自己靠近海防体制的优势牟利自肥。”

（五）

中国人常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政策的制定者，往往与真实的现实隔着一道难以逾越的壁垒，很多时候，这壁垒与智商、学识、善恶无关，它更多由人的处境与心中的成见所决定。

当“想当然”的政策遇到坚硬而复杂的现实，破碎的往往是决策者内心的图景。

我不由地想起前些日子在《从万历到康熙》这本书上，读到明代讨倭名臣朱纨的悲剧故事。

朱纨是个能臣，也是个悲情式的人物。他是个眼里不容沙子的人，也是不折不扣地执行朱元璋海禁政策，全力讨倭的人。

朱纨升任提督后，负责浙、闽两地海防军务，以雷霆之势连续大败倭寇，确实打击了当时沿海倭寇与海盗抢掠的气焰。

可朱纨的悲剧也是注定的——本质上，他是明王朝自相矛盾与畸形的海外贸易政策的牺牲品。

朱纨所对抗的，根本不是草台班子和海上的散兵游勇，而是明王朝的正规军，而是从北京到地方势豪的一整个走私利益链条，所以弹劾他的，不仅有地方势力，还有兵部侍郎、巡按御史、兵部尚书等朝廷大员。

朱纨最后的结局，是顶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巨大冤屈，激愤之下自杀明志。自戕之前，朱纨写下了下面这样的句子：

“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

水至清则无鱼，在我们的现实中，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最后的结果往往自己瞎掉。

（六）

“上面的政策是好的，只是下面的人执行歪了。”

这是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一套逻辑。

但如果严肃探究，在这个句式逻辑之下，上面所谓“好的本意”，其本质上就站不住脚。

所谓好的政策，一定是深思熟虑之下，综合地方现实、习俗文化、民众素养因地制宜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所谓“本意是好的政策”，如果决策者在一开始就没有考虑过现实与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在决策时就没有考虑到，它有可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被“执行歪了”——

那么“好的政策”，在拍板决定的那一刻，就是个伪命题，恕我直言，这样的政策，它的本质就是一个“坏政策”。

自古以来，中国人最熟悉的莫过于种种“运动式治理”。政策往往如一场飙风般席卷全市、全省乃至全国，基层的每一根毛细血管都放下手头工作，不遗余力地投入到这场风暴之中。

但几乎每一次，政策的风暴都会败于更加强韧的现实。

有时它戛然而止，有时它反复抽风，经过几次无奈的博弈后才偃旗息鼓。

虽然报给上级官员和皇帝的奏折中都会写“成绩斐然”，但从决策者到最底层的老百姓，心里都明白，这场“运动式治理”，又失败了。

帝国政策一方面型塑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同时，普通百姓精明狡猾地在政策下辗转腾挪，也反过来作用于政策，并潜移默化地改写着帝国与个体命运的轨迹。

决策者往往得意于自己“统治的艺术”。其实，原子化的个体，也拥有着不可小觑的主动性，他们也深谙“被统治的艺术”——很多时候，就是逃避统治的艺术，或者说是“不被统治的艺术”。

这里是思维补丁，谢谢你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