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人，当把“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作为座右铭。

孙犁

孙犁先生在《读〈史记〉记》（收入《耕堂读书记》）中提到，与司马迁并称“班马”的东汉史学家班固，曾这样评价司马迁：“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孙先生说：事理本不可分。有什么理，就会叙出什么事；叙什么事，就是为说明什么理。

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是很难做到的，要有多方面的深厚的修养。因为既辩，就容易流于诡；质，就容易流于俗。辩，是一种感情冲动，易失去理智；文章只求通“俗”哗众，就必然流于俚俗了。

至于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就更非一般文人所能做到，因为这常常涉及许多现实问题：作家的荣辱、贫富、显晦，甚至生死大事。所以这样的文章、著述，在历史上就一定成为凤毛麟角，百年或千年不遇的东西了。”

《耕堂读书记》

他“奉劝有志于此的同道们，把班固的这三十个字，写成座右铭。”（他说的“这三十个字”，我想就是指“有良史之才，善序事理，辩而不华，……不隐恶”，三十一个字。）

他说：“希望当代文士们，以这三十个字为尺度，衡量一下自己写的文字：有多少是直的，是可以核实的，是没有虚美的，是没有隐恶的。然而，这又都是呆话。不直，可立致青紫；不实，可为名人；虚美，可得好处；隐恶，可保平安。反之，则常常不堪设想。班固和司马迁，本身的命运，就证实了这一点。”

这一段文字，写得痛快淋漓。于孙犁先生，这想必是有感而发。

《孙犁全集》

我则衡量了一下这个“闲读抄”。一个小小的专栏，固然还谈不上虚美或隐恶，但是我想，至少也应该以孙先生在文章稍后处提到的“不痛不痒”为戒，别有一搭没一搭地写个没完。读读抄抄，已近一年——请允许我在此感谢读者朋友的耐心和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