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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熙 | 《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第七卷》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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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荒牛
21小时前
![](https://img2.tuohuangzu.com/uninf/images/202604/2026042108105552658.png"/><br/></p><p>《北京内城寺廟碑刻志》叢書第七卷，涵蓋乾隆《京城全圖》現代複製版第七排範圍内的廟宇與碑刻。第七排的中心區域七排六段，全在紫禁城内，圖北端齊平于護城河北岸，南端至保和殿後身及隆宗門—景運門南側一綫。作爲市民禁地，這一排段内的祭祀場所不在本書範圍之中。七排五段、七段與八段覆蓋紫禁城東西兩側的皇城部分，集中了如福佑寺、萬善殿、時應宫、大光明殿等衆多皇家祭祀場所。就皇城之外的内城而言，本卷的南北兩界分别是内務部街—燈市口—粉子胡同—大小盆胡同一綫，朝陽門大街—東四西大街—西安門大街北側—磚塔胡同一綫。在内城與皇城範圍内，全書共集寺廟一百零八座，寫作廟志一百零三篇。有五座寺廟僅見于雍正或乾隆時期的僧録司登記廟册，難以判斷確切地址，亦無更多信息，僅録于“附録一：本書未撰寫廟志的寺廟名單”。本書還輯録了五十三通碑石以及兩座鐵鐘、鐵鼎的銘文，與以往一樣，都儘量提供了拓片圖片、原文格式與横排標點整理版。此範圍内未見滿文或蒙藏文碑，在東四清貞寺（七排三段）和阜成門内普壽寺（七排十一段）内有三通阿拉伯文字碑，但遺憾的是全都漫涣特甚，完全無法辨讀，故并未録文。</p><p>與前六卷相比，本卷最突出的特色是宗教形態的多樣，包括儒教、道教、基督教、伊斯蘭教、漢傳佛教與藏傳佛教，中華文明的包容性特性在此顯露無疑。</p><p>清雍正時期始建的風、雨、雷、雲四廟是完全依據《周禮》、漢《祀典》等儒家經典創建的神祠，本書包含其中三座。清初本來延續明制，于地祇壇之東設天神壇，合祀風、雨、雷、雲天神。雍正元年（1723）清世宗諭旨，以西苑紫光閣前後殿改建時應宫（在七排八段）以祀龍神（即雨神），隨後于雍正六年（1728）至七年（1729）仿時應宫之制興建了宣仁廟（祀風神，在七排五段）、凝和廟（祀雲神，在七排五段）和昭顯廟（祀雷神，在八排七段），形成了四神相對、拱衛禁城的格局。雖從儒家之制，祭典却由道士執行，固定于萬壽聖節與神誕日致祭，雨陽不寧時隨辦道場。據乾隆五十四年（1789）上諭檔記録，包括四神廟在内的十座官管道觀共額設六品道官四名、七品道官四名、八品道官六名，道衆一百一十名，由此估算，時應宫等四廟可能約有道官及道衆幾十人，至少在清末時絶大部分爲太監道士。</p><p>皇家亦是道教的主要支持者。本卷内最大的兩座道觀顯靈宫與大光明殿，分别是明清兩代的宫廷内道場。明初永樂年間，周思得以靈官法顯于京師，明成祖朱棣爲他于都城之西建天將廟，經歷代擴建後更名爲大德顯靈宫。周思得傳神霄雷法，其清微派法裔衆多，是明代前半期壟斷京城道觀的三大道教法脉之一，大德顯靈宫也在明代地位卓絶。明末清初之際，顯靈宫頽敗殆盡，乾隆年間雖曾重修，但亦無復舊日宏制。顯靈宫的鯨落廢墟中生長出一大批道教寺院，乾隆《京城全圖》上兵馬司胡同以北的數條胡同内廟宇鱗次櫛比，隱約勾勒出顯靈宫舊日各殿龐大的身軀。與之相比，大光明殿在清代的命運可謂淵壤之别。這座始建于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的象天之所，在明代從未進行過大型齋醮，反而是在清代纔成爲道録司道官駐錫之處、宫廷道士雲集之地。清雍正時期地位卓然的龍虎山道士婁近垣即領職大光明殿，在他去世之後，殿内亦幾乎每月都要舉辦道場，并歷來由來自江南的法官道士住持。宫廷齋醮的需求推動大量道士雲集京城，這也對城市社會産生影響。讀者可能會注意到，在鄰近東岳廟的朝陽門内區域内反復出現姓馬的道士。咸豐年間，道録司演法兼東岳廟住持馬宜麟住持七排二段的三義廟，從此以後附近區域内便大量出現與馬姓有關的寺廟：七排一段的真武廟（苦水井）與七排二段的馬家廟都曾是馬氏家廟；龍門派道士馬誠藴買下了七排二段的彌勒庵，即使在光緒十五年（1889）賣給同門道士王信安後，此庵仍由馬理貴繼續擔任住持。另外，七排一段的土地廟和七排三段的關帝廟（石碑胡同）中也都有馬姓捐資管理的記録。種種巧合讓我們不禁猜測，這是否意味着，馬姓道士家族在東岳廟與朝陽門内的民間社會中都有較大影響力？</p><p>法國耶穌會士創建的天主堂亦在本卷範圍内。康熙年間，法國傳教士張誠（jean-franço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