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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春秋》“楚人杀陈夏征舒”章看特朗普囚马杜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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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荒牛
2026-01-16
![](https://img2.tuohuangzu.com/uninf/images/202601/2026011619062884866.png"/><br/></p><p>特朗普与马杜罗</p><p>诚然，蔑视国际法的特朗普，当然不会主动地将自身纳入儒家的天下秩序，且儒家既无必要也无能力将特朗普“套入”天下秩序。但是思想的价值从不依凭帝王将相的青睐而显现，其价值永恒地显现在对历史的期待之中，而不因是否实现有所损益，这是理想主义者“为万世开太平”的期待之谓。期待，不是否认实现的可能，也不是将责任赋予后来者的推脱，而是为认识世界和创作历史提供批判原则。《春秋》最能表彰此义，故孔子作《春秋》兼为万世与汉世立法，乱臣贼子所惧者，根本批判而已矣。因此，从天下秩序的角度理解特朗普囚禁马杜罗事，有必要引入《春秋》来说明儒家的态度。遂摘“楚人杀陈夏徵舒”条，以叙其事。</p><p>经文的记述很直接：“冬，十月，楚人杀陈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三传的解释侧重各不相同，重点不在于从经学或诠释学的角度分析三传差异，而在统合三传义理，以整合的春秋大义评述特朗普。《左传》开篇点明：“楚子为陈夏氏乱故，伐陈。”陈国自乱是楚王伐陈出师之名。那么问题就是何以陈国有乱而楚国有征伐之责？《左传》该节并未明言，但是通过安民的方式隐喻了对民负责是楚国征伐陈国的合法性来源。其述曰：“谓陈人：‘无动，将讨于少西氏。’”结果是楚王只杀陈夏征叔而存陈国，因之楚王伐陈非为伐国，乃是伐乱国之人，故《左传》许楚王诛乱臣而不县其地之义。然则，特朗普囚禁马杜罗并不符合触发吊民伐罪的条件。因为，马杜罗为正当程序所选之“君”，非陈夏征叔此类乱臣自立为君，何言伐罪？至于毒品事，在现行国际秩序中，未闻有依国内法可行专讨他国之“君”者。且“专讨”于《春秋》是有条件的，即诸侯本无专讨之责，但在天子缺位的情况下，诸侯如有“臣弑君，子弑父”的极端违背根本原则（自然人伦）的无道行为，“力能讨之者”方可以不得已讨之。美国既然以现代性为建构政治的根本原则，何来如此责任行征讨之事？即使在现代性内部，马杜罗亦未有可以与“臣弑君，子弑父”同级的无道事，不然何必假毒之名。此外，《左传》强调行义“勿贪其富”，今特朗普专行“唐罗主义”力霸西半球而图委国石油，实为贪富。</p><p>由此，特朗普所合于《春秋》者，唯余《公羊传》：“上无天子，下无方伯”一事而已。甚言之，《公羊传》“上无天子”可以成为诸侯专讨的合法性来源，根由在于作者假设诸侯皆奉行以天道民生为超越批判的天下秩序。然而，今日的“上无天子”何止无天子位，乃是无天下秩序。儒家的天下秩序，是自然（天道人伦）批判文明的秩序，其运转的根基与目的都在于赞辅天道和维护人伦。宗教改革以来的世界，以现代性为根基，将人视作本性原恶，用权力理解和运转秩序，其实质是《诗》与《春秋》偕亡的霸道天下与帝国秩序。所以主权国家的世界没有有限天下，权力的解释力无限扩张，毫不间容一丝人之为人的人伦温情。如此，何止于天子不存，乃是宇宙论意义上的天道已死，或曰上帝已死。现代性的权力秩序假设人人平等（国国平等），但是这一平等在不能有效抹平个体差异时，只能依靠上帝实现，换言之，权力平等并不想当然地将平等理解为等价分配，而是隐喻了末日审判之时，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显然，上帝并不有效地显现在经验之中。所以，于特朗普无所谓什么国际法，毕竟上帝都无可奈何的场域，只要有利可图而力可讨之，便可无义专讨以贪其富。可悲的是，传统中国的有限天下，当我们被政治迫害而不得行人伦时，尚可退入桃花源，存父子、逃帝力。今日《诗》与《春秋》具亡的帝国秩序，无论是于根本原则还是政治、文明，已然逃无可逃。夫子慨然，居九夷，浮海上，焉有所遁！</p><p><im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