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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论·青年习作｜不可居住的青春：《纸房子》中的空间、权力与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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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荒牛
2026-01-17
![](https://img2.tuohuangzu.com/uninf/images/202601/2026011721354367705.png"/><br/></p><p>《纸房子》主视觉图</p><p><strong>从青春疼痛到空间困境</strong></p><p>近年，青春疼痛、原生家庭与校园暴力，逐渐成为东亚文化语境中不断被文学与影剧书写的母题。大量作品试图通过呈现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创伤，来解释“痛”如何被塑造为一种情绪经验。然而，在这些叙事中，真正制造痛感的往往不仅是情绪本身，而是那些看似日常、却早已失去容纳主体能力的空间——家庭、学校、小城……作为青少年成长的场所，这些空间却逐渐演变为被权力关系和社会期待层层包裹、难以逃离之地。</p><p>以中式校园为背景的视觉小说《纸房子》，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它并不满足于再现青春的疼痛，而是持续追问，当一个人无法在任何地方“居住”，主体性将如何被塑造？在游戏中，主角赵颖在家庭、学校与情感关系之间反复移动，却始终无法获得一个稳定的位置。家庭空间的冷漠与暴力、学校空间的失序与缺席、关系空间的短暂与脆弱，使她不断被排除、被驱赶、被迫调整自身姿态以适应他人的秩序。空间并非中性的背景，而是先于个人意志，决定了其可能的存在形态。</p><p>理解这一点，需要回到亨利·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生产的理论视角。列斐伏尔摒弃了将空间视为静态容器的传统观点，指出社会空间本身正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是权力被具象化、被再生产的关键场域。他将空间理解为三种层面的辩证统一：其一是被感知的空间实践，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实际行走、居住与行动的轨迹；其二是被构想的空间表征，由制度、规划与知识体系所建构并支配；其三则是被生活的表征性空间，个体通过情感、意象与经验赋予空间以意义，并在其中孕育出抵抗的可能性。[1]正是在这一框架下，《纸房子》中的空间不再只是叙事发生的地点，而是持续塑造赵颖命运走向的结构性力量。</p><p>在游戏中，赵颖的物理行动空间有限，她的居住权、行动自由与情感表达不断受到权威与制度的压缩；与此同时，她的恐惧、回忆与渴望则构成了一个脆弱而私密的情感空间，却随时可能被外部现实侵入与破坏。少女在空间中不断被排拒，而她的反抗、逃离与选择，则恰恰是在缝隙中维持主体性的方式。</p><p>因此，在《纸房子》中，比情绪本身更值得被反复辨认的，是空间如何被划分、占据与剥夺，并由此构成对主体的结构性约束。当所有可居住的空间被层层压缩、拒绝与否认时，“无处可去”本身，便成为塑造赵颖行动方式与自我认知的核心条件。她如何在被排拒的空间中寻找暂时的停靠点，又如何在裂缝之中想象逃离的可能，正是理解《纸房子》的关键所在。</p><p><strong>“家”为何变成最危险的地方？</strong></p><p>在《纸房子》中，赵颖的家并未承担起庇护与情感支持的功能，反而成为她最早、也是最深刻的压迫来源。游戏开始不久，赵颖便被家人要求住校。这一情节看似是在协商，但结果却早已被话语间的权力位置所预设。沉默的父亲与代为开口的继母共同构成一个压迫性的空间场景，赵颖被安置在谈话的被动一侧，只能在既定框架内回应，并不具备真正的选择权。</p><p>更能揭示家庭空间本质的，是后续关于新房子的情节。父母购置了更大的房子，并承诺赵颖和同父异母的妹妹“给你们一人一张大床”。赵颖一度认为家庭关系即将迎来修复，却很快发现自己仍被要求住宿，无法入住新家。新房不仅没有为她预留位置，反而成为她再次确认自己被排除在外的空间标记。真正被保留下来的，是父亲的新家庭，而她则被持续排除在这一结构之外。赵颖并非主动离开家，而是在空间层面被排除出去，被视为多余的存在。</p><p><im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