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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明谈“全球南方”与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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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荒牛
2025-05-13
![](https://img2.tuohuangzu.com/uninf/images/202505/2025051311041964147.png"/><br/></p><p>广州美院新美术馆学研究中心出版的《新美术馆学》第一辑、第二辑</p><p><strong>问题一</strong></p><p><strong>胡超：</strong>对于“美术馆中的‘全球南方’”这个提法，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觉得这对于中国的美术馆或者说美术界/美术学院来说有什么现实意义吗？</p><p><strong>李公明：</strong>我认为目前在美术界领域中，“美术馆中的‘全球南方’”是一个具有前沿性和挑战性的研究议题，非常重要与及时。</p><p>首先说它具有前沿性。通过目前的文献检索可以发现，无论是将“全球南方”作为议题还是相关研究成果，出现在美术研究、美术馆或当代艺术领域的文献数量相当有限。另一方面，在近几年的国际重要当代艺术展中，尽管“全球南方”尚未明显成为策展理念的核心概念或表述话语，但其意涵已通过参展作品、艺术家构成及艺术评论不断呈现出来。这可以表明该议题是极具前沿性的研究方向。</p><p>至于挑战性就更为明显，因为“全球南方”出自国际政治、地缘政治、外交政治这些关系领域，与国家利益及发展战略紧密相关，因此在研究者语境中具有天然的复杂性、敏感性和挑战性。对于从事当代艺术研究与美术馆策展研究的专业人员来说，这种挑战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知识结构与跨学科研究视域和研究方法的挑战性，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研究视域的转型。二是从相关的研究成果与文宣资料中，总能发现有一种与国家战略发展紧密相关的国家利益或国家主义的倾向，与艺术研究和当代艺术实践的探索构成一种挑战性关系，两者之间的内涵借鉴、价值观念的坚守与话语方式的转变都充满了张力和复杂性。后一种挑战性直接关系到如何准确把握“美术馆中的‘全球南方’”这个概念与方法中的根本主旨与可能性。</p><p><strong>胡超：</strong>李老师谈到的这一点，我也有特别强烈的感受。在中国的语境中，人们往往未能清晰地意识到，当讨论“全球南方”议题时，不经意间可能给他人或他国留下机会主义倾向的印象，所以，用国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的色彩表述，我认为是挺好的。</p><p><strong>李公明：</strong>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当我们探讨国家发展战略时——这不仅限于中国语境，更包括所谓的“全球南方”的发展中国家——这种感觉（国家主义倾向）应该是很明显的。政策制定者及围绕官方进行相关研究的学术机构普遍存在此类特征，后续我会以日本政府的相关举措为例说明“全球南方”在这方面的前沿性与挑战性。对于美术界来说，既要看到在全球战略与国家战略的总体性趋势中蕴含的文化发展机缘，拓展艺术影响力，同时更要保持独立思考和自由探索的艺术精神。</p><p>其次，对于中国的美术馆或者美术界的现实意义，从大的方面来讲，“新美术馆学”是对于旧的美术馆学研究的开拓，这无疑需要紧密关注现实生活和国家发展形势所提出新的议题。与此同时，美术学院的教育、创作研究与教学实践如何适应当代社会生活的发展需要？这要求同学们用开拓性的眼光关注当今世界政治与现实生活，在选择和挖掘研究议题时应该具备明确的问题意识，从而对自身的艺术创作提出具有真实价值和挑战性的议题。从这些方面来看，“美术馆中的‘全球南方’”提供了一个新的学术研究与艺术实践的重要视域，同时也将带来方法论与媒介研究的新起点，对于拓展理念、艺术交流以及美术学院的创作将产生重要的现实意义。</p><p>具体来说，我想分享三点看法。第一与我的个人研究紧密相关。我是地地道道的老广州人，最初从事美术史研究的时候，广东美术史是我个人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其实，广东作为“全球南方”国家内部（中国）的南方，一直在我的思想研究和生命实践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无论是进行历史研究，还是面对广州作为中国南方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发展现实，其所涉及的地域差异性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几十年来始终伴随着我的思考。作为一名地缘政治和地方文化传统的感受者和研究者，如何实现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创造性的转化，实际上需要更广泛的外来思想资源的刺激和实实在在的现实机缘。</p><p>从地方研究的角度来看，过去史学界一直将“全球南方”视为一种区域性研究。在区域性研究方面，著名的华南学派（souther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