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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理解这个世界》：正义作为一项“未竟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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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荒牛
2026-06-19
![](https://img2.tuohuangzu.com/uninf/images/202606/2026061914032316366.png"/><br/></p><p>齐格蒙特·鲍曼</p><p>《我们如何理解这个世界：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谈》（2026）一书由鲍曼与其弟子基思·特斯特的五次对谈构成。与其说，这份对谈是借鲍曼之口完成的一次晚年思想回溯，不如说更像是一位智者对于时下种种迷思与困顿的一次严肃性思考。特斯特的追问主要围绕鲍曼从事社会学的初衷、研究路径与方法展开，其间贯穿鲍曼对于自由、道德、伦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个体化、消费社会等一系列彼此交织的价值议题的思考。应当看到，这部对谈录已远超出那种试图一举捕获某位思想家全部精髓的创作企图，它旨在向我们展示出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即一种将个人命运、学术追问与时代症候紧密关联在一起的思考姿态。</p><p>在这部对谈中，关于我们如何理解这个世界，似乎始终绕不开鲍曼反复提及的一个追问——即“何种社会是正义的”。当特斯特将话题引向其作品中伦理面向的问题时，鲍曼说道：</p><p>一个正义的社会，应该是一个认识到自己还不够正义的社会，一个不断质疑自身正义的程度，并始终认为正义仍在前方、尚未完全实现的社会。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对任何不义现象都感到愤怒，并立即着手纠正的社会。</p><p>可以说，“何种社会是正义的”这一问题是贯穿鲍曼关于全球化、劳动、消费主义与新穷人等主题进行伦理拷问的一条中心线索。正如《我们如何理解这个世界》中所呈现的那样，鲍曼反复强调，正义与对他者的责任息息相关，它并不拥有一个固定而明确的含义，其含义本身只能在对抗不义的具体过程中得以呈现。鲍曼对正义的思考，既不同于实证社会学那种可量化的经验化路径，也不似规范伦理学那般致力于构建一套可普遍化的道德法则，而是将正义视为一种流动的、情境化的道德实践。正义并非一个摆在书斋、案头边等待被定义的概念，而是一种需要被不断唤醒和激活的感知能力。比起“正义是什么”这一概念化的追问，鲍曼更为关心的是，我们如何保持对不义的警觉。</p><p>基于此，鲍曼在书中对正义的原则做出一个关键区分。他认为，从个体自我出发，所谓正义就是要求我们对自身行为可能给他人境况造成的影响承担责任；而从全球化的高度出发，正义则意味着一种超越国界的全球性责任。然而，面对如今世界各地区间的冲突、战争频发，鲍曼显然并不乐观。在他看来，全球化时代的道德想象力已滞后于资本与技术的全球性扩张，更滞后于那些需要被控制与约束的跨国风险。因此，在与特斯特随后的对谈中，他再次流露出对当下国际社会中正义持续缺席的深切忧虑。鲍曼指出：</p><p>真正的问题在于，尽管我们知道该做什么（以及该避免做什么），我们却缺乏能够推动人类事务朝期望方向发展的机构。并不是我们缺乏关于善恶的知识，而是这个世界明显缺少将这种认知付诸行动的能力和热情。在这个世界里，依存关系、政治责任与文化价值已然分道扬镳，不再能够彼此制约。知识与行动之间、行动与其后果之间，横亘着一条巨大——甚至骇人听闻的、潜藏着灾难性的——鸿沟。</p><p>缺乏一种全球性的政治治理机制，以及未能建立起应对科技带来的无限风险的责任规范，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最为根本性的挑战。其实，鲍曼的忧虑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出版的《寻找政治》（1999）一书中便有过更为系统性的论述。在书中，鲍曼深入分析了人类社会的风险性问题，指出其系统性根源在于我们关于政治的处理方式，依然停留在人类社会早期的部落阶段，而经济却早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话题。因此，当地方性政治遭遇全球化经济，二者似乎天然就存在一种能力上的错位。面对这份充满张力性的关系，美国学者福山（f.)
